这面铜镜首次亮相是在2021年4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万物毕照：中国古代铜镜文化与艺术”大展上，专家们将之定名为“昭君镜”。除了记录昭君出塞推动民族融合的故事，“昭君镜”还映射了一个怎样的时代，讲述了一个怎样的“中国”故事？对此，“道中华”专访了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理事、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编审翁淮南。
问：您近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和暨南大学题为“物质文化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渊源探析”的演讲中，曾引用不少古罗马和秦汉青铜镜为据，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面“昭君镜”。
答：黄金时代的古罗马和秦汉文明对话，是我正准备出版的一本专著，涉及一些代表性的青铜镜。这面“昭君镜”制作于东汉，其直径21.5厘米、缘厚1.2厘米、重1434克，镜背中心为扁球形钮，钮座为13枚乳钉环绕，间以铭文的12个字“仲作，宜侯王，复(服)此竟(镜)者大富昌”为制作者名称及吉语。镜内区中部有4枚乳钉，将图像分割为4组扇形区域，每一区域均布置人物车马画像，并具榜题。铭文分别为：王诸君/大皇後/胡王车/胡主簿。铜镜外区刻有长铭，形式为七言诗，共70个字。
就前5句所记载的历史背景而言，镜铭与《汉书·元帝纪》《汉书·匈奴传下》中“呼韩邪单于来朝、春正月改元、赐昭君”等事实吻合，且所述次序大体一致。
问：“昭君镜”铭文两次写到“中国”：一是王昭君“倍(背)去中国事胡人”，二是“兵革不用中国安”，将“中国”(汉朝)与“匈奴”相对。对此，您如何解读？
答：“昭君镜”不仅是已知存世最早的一件记录昭君出塞故事的文物，还是一件明确将中原王朝与匈奴相对，自称“中国”的珍贵实物证据。和亲政策的本质是促进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巩固天下一统，强盛中国。“昭君镜”的发现，让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中国”这一概念形成的历史和文化渊源。
人类历史上曾有过古罗马与秦汉文明交相辉映的黄金时代。从奥古斯都到凯撒，从汉武帝到卫青、霍去病，他们都有着天下一统的雄心。但是，走过 5000多年历史长河，唯有中华文明延传于世，这与“中国”诞生的历史根基及其悠久的文化传承分不开。
学者刘庆柱认为，中国的核心文化基因是“中”，“中”是东南西北的汇聚，“中”就是根。天下之中生成了“中国”这个概念。商武丁时期(公元前1250—公元前1192年)，“中”字的写法是有一竖杆，上下各有两条旗帜飘动，方口为立中之处，其字形为氏族的一种徽帜，表意“中心”。到了商武乙、文丁时期(公元前1147—公元前1102年)，内容涉及战争的甲骨上出现了“国”字——戈为兵器，口为土地，表示以武力保护土地。
经考证，“中国”两字明显传承自殷墟的甲骨文体“中”和“国”。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其铭文中出现的“宅兹中国”，是目前文物上发现较早的“中国”二字。
此后，汉字“中国”一直传承着中国人的共同价值。从文化史上看，至少在3000多年前开始，“中国”二字就被赋予“求中、择中”的价值传统。比如，夏商周三代都城以中岳嵩山地区为“天地之中”，随着国家空间范围扩大，以嵩山为中心的“大中原”范围扩及鲁西南、关中东部、晋南及河南大部。唐宋之前的各“大一统”王朝都城基本在长安与开封之间的东西轴线上。进入辽金元明清王朝，虽然国家经济中心东移，但建立的都城仍居国家南北之“中”。
问：“昭君镜”上的铭文“中国”两字在东汉时已流行，那么史书里最早使用“中国”一词是在什么时候？其内涵丰富发展的过程如何体现？
答：较早使用“中国”一词的文学作品是《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经绥四国。”这句诗是规劝暴君周厉王，让他先爱护京都人民，然后再以此安定天下。
至春秋战国，“中国”的含义已扩展到包括各大小诸侯国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也泛指诸夏或华夏族居住的地区，或建立的国家。汉代开始，人们常把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也自称“中国”。《史记·孝武本纪》记载：“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有意思的是，南北朝时期，南朝自称“中国”，把北朝叫作“魏虏”；北朝也自称“中国”，把南朝叫作“岛夷”。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彼此都自称“中国”。
问：“昭君镜”之所以引发关注《亚博线上买球》，其映照了什么样的时代价值？
答：“昭君镜”映照着一个天下一统的时代。汉武帝就明确将“中国”与大一统相联系。《汉书·武帝纪第六》记载，公元前123年六月，汉武帝诏曰：“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中国”一词在历史上虽被广泛使用，但历代中原王朝从未用“中国”作为国号或朝代名称。只有一个特例，那就是1095年，地处西南的大理国高升泰当政后，改国号为“大中国”，其制度、文字等都继承了中原文化。
纵观历史，3000多年来，“中国”二字一直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
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不同朝代缔造了大一统国家格局，使我们有了共同的历史。
从地缘维度上看，“中国”已从中原的中国发展为中国的中国，使我们有了共同的家园。
从内容维度上看，中国人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其本质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使我们有了共同的追求。
例如，经世济民一直是中国独有的传统，也是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基因。《尚书》记载了尧舜时代管理农业和手工业的官职，以及他们的主要任务，并提出为政之“善政、养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等主张。还有墨子的“民以食为天”，荀子的“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商鞅强调的“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贾谊的“以末予民，民大贫；以本予民，民大富”等理念，以及历史文献记载的商朝武丁盛世，西周成康之治，汉朝文景之治、武帝盛世、昭宣中兴、光武中兴、明章之治，南北朝元嘉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宋朝嘉佑之治，明朝永宣盛世，清朝康乾盛世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无不反映了执政者担当经世济民的角色。
而事实上，在每个重大历史时刻，每个人，包括弱女子“王昭君们”，都在担当着“中国”二字赋予的使命，为家、为国、为今天、为未来——我想，这应该是“昭君镜”带给我们的启迪。
受访者简介：翁淮南，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
监制 | 杨新华 肖静芳
统筹 | 康坤全 刘佳
责编 | 刘娴
审核 | 梁黎
编辑 | 俞灵
制作 | 胡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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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西鄂 【编辑:吕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