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为出发点：面向中国自主的社会实践

　　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被抛入西方化的现代进程之中。资本与国家相互媾和，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资本的统治逻辑，而落后民族被迫按照资本的要求和面貌来融入这个“新世界”。于是，从西方土壤中以血腥、肮脏的方式成长起来的资本逻辑，不仅在西方世界取得了绝对统治，也在世界范围内被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强加到落后国家和民族身上。于是，与资本这个“一”相适应的“特殊”的发展道路、经济政治制度、世界观、价值观、文明观、国际秩序、哲学范式等，被夸大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甚至是唯一正确的准则，制造出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叙事神话。从历史发生学来看，这种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是资本主导下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它与资本逻辑互为表里，如附骨之疽般根深蒂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人们观察世界、看待历史、评估落后民族国家的主导尺度，进而非历史地把西方确立为书写世界历史的出发点。

　　面对现代化的滚滚洪流，中华民族也与其他民族一样被卷入到世界历史之中。那么，被动卷入能实现现代化吗？历史已雄辩地给出了答案：绝不可能！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必须要走西方现代化道路？历史也已经雄辩地给出了解答：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的确使现代化凸显为每个民族国家必须面对的一种普遍命运，但这绝不意味着每个民族国家都必须要走西方现代化道路。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本源和发展逻辑，就必须从中国自身的自主性和“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出发，而不是从所谓普遍的抽象原理和外在的西方模式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

　　首先，作为生成的过程总体。“中国”作为“中国”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形而上学概念，也不是一经产生就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流动的生成的过程总体。它在自身的运动中将“中国”的现实性展现为中国自身运动的必然性，不仅体现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更彰显了中国作为“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如果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为参照，就不可能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把握传统中国演进的自主逻辑；如果以西方近代市民社会为参照，就不可避免地把传统中国理解为停滞的；如果以西方市场经济为尺度，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和特殊逻辑；如果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自然就会得出“中国没有哲学”的结论；如此等等。这种语境下的“中国”不过是近现代西方的“魔镜”投射出来的虚假“镜像”，是以外在标准想象出来的“中国”，而不是真实发生的历史生成之“中国”。换言之，不存在一种关于“中国”的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更不能将西方的外在标准强加到中国身上。相反，只有基于中国实践的自主性，才能真正发现“中国”自身生成的特殊逻辑。

　　其次，作为历史和结构之总体。中国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连续总体，必须从阶段性和整体性的辩证关系来理解中国历史演变。一方面，要准确把握每个阶段性的基本特征、主要矛盾、核心任务与内在逻辑，进而阐明不同阶段中国社会演化的历史规律和内在机理。另一方面，要准确把握不同阶段之间的连续性与断裂性，从整体的高度完整把握中国历史的演进规律。同样，中国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结构的总体，也必须从结构的量变质变规律来认识中国局部之变与整体之变的辩证关系，从中国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社会革命、文化变革等综合革命来认识中国的整体演进。更重要的是，中国本身就是历史和结构之总体，要从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结构之变来认识中国之变。只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系统观念，“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即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深入研究，发现中国阶段之变、结构之变和整体之变的历史规律和内在机制，才能把抽象的普遍性转化为具体的普遍性，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

　　最后，作为自主的实践总体。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起源于西欧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历史条件长期演化发展的综合产物，其中最为重要的基础就是“市民社会”和日耳曼式所有制。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即从政治国家分离出来的、由原子式个人组成的市民社会，“只有在基督教世界才能完成”；然后再通过原始积累，最终建立了以占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完成了从市民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化，建构了以资本为主导的现代西方文明。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在生产方式、所有制和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带有鲜明的自我属性，不同阶段的社会演进彰显了自身的自主性和特殊性。传统中国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孕育出来的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欧的生产方式、基督教文化和“市民”伦理；传统中国以乡土和血缘为基础构成的宗法社会和伦理社会，既不同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和西欧的中世纪社会，也不同于西方近代的“市民社会”。中国从传统社会到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完全不同于西方发展逻辑。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既不是本本主义的结果，也不是对俄国革命经验的简单移植，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逐步摸索出来的自主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更不是对西方市场经济的照抄照搬，而是从中国土壤中长出来的富有生命力的重大创举。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特别是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主实践、自主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不改变对中国认识的形而上学思维、不改变抽象原则和西方主导下的外部反思范式、不去揭示中国社会现实演变的自主逻辑，试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的知识体系就是一句空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

　　以“天下”为尺度：《官方快递网站》世界历史视域中的中国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以“中国”为出发点，强调中国实践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就中国谈中国，否则就是狭隘的“特殊主义”。相反，只有上升到世界历史高度，以“天下”和“世界”为尺度，才能真正把握中国与其他民族国家发展演变逻辑的本质差异。这样，中国实践的自主性才能升华为真正的自主性，中国实践的特殊性才能升华为包含普遍性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只有上升到世界历史高度，才能从特殊性中发掘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认识，进而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首先，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面对现代化的普遍任务，由于具体国情、历史禀赋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各个国家在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必然是多样的。以“天下”和“世界”为尺度，就是要超越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狭隘视野，把中国、西欧国家、美国和其他民族国家还原为多元世界的组成部分，平等地看待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而不是把欧美作为世界的“母体”来强制性地“反思”其他国家。西方“市民社会”和西方现代化道路不过是在西方的特定土壤中长出来的“特殊”道路，把它夸大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道路，就犯了西方中心主义和“普遍主义”的错误！同样，中国道路也是在中国土壤中长出来的具体道路，若反过来认为中国道路只是一个“个例”，那就犯了狭隘的“特殊主义”的错误！“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都是形而上学的思维范式，我们必须坚决拒斥！

　　其次，中国道路与西方道路的本质差异。要总结中国实践，就必须摆脱“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叙事范式，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入手，不仅要基于普遍性来认识中国实践的特殊性，更要从中国的特殊性中发掘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认知。作为一种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基因，也充分吸收借鉴了西方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更扬弃了西方现代化的内在弊端，对于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世界性问题提供了更值得借鉴的一般经验和中国方案。西方资本主义是以原子式个人和市民社会为基础的，而中国社会从来没有经历过西方意义上的独立的市民社会阶段。毋宁说，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之所以如此不同、如此成功，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恰恰杜绝了西方“市民社会”的可能性。资本主义遵循的是以私有制—资本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资本主导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政治、文明与价值观、文化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建构逻辑；而中国遵循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建立在对传统资本逻辑的驾驭与扬弃之上的。西方近代社会的演化逻辑是“个人—市民社会—民族国家”，由此所形成的国际秩序必然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弱肉强食；而中国遵循的是“家—国—天下”的认知逻辑，倡导“以天下观天下”，超越了西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狭隘视野，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现代化使自然屈从于资本的增殖逻辑，导致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财富生产、经济发展、现代化道路等注入了绿色和生态维度。以资本为基础的西方文明追求的是单数的文明，必然导致文明冲突；而中国强调“和而不同”，积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在中国的视域中文明从来都不是单数存在，而是共生性的复数存在。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最后，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资本开创了世界历史，但资本主导下的世界历史绝不是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态，由于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资本现代性必然会被一种更高的现代性所取代。那些被迫卷入世界历史的落后国家也不会一直处于被动状态，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矛盾的不断演化，落后国家将会冲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束缚，承担起世界历史赋予的时代使命，转化为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体。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本主导的现代性已经充分暴露了自己的根本缺陷，而马克思当年预言的新现代性也正在一步步地变成现实。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意味着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更意味着中国要成为一个与英、德、法、美不同的现代化国家，这是一种不同于资本现代性的全新现代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溢出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框架，是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扬弃，因而代表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真实反映了时代大势和世界潮流的发展方向，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断演化，一种冲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格局必将到来，而且也必然会到来！这是世界历史运动发展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必然结果。

　　以实践为基础：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哲学研究要透视世界潮流、把握时代精神、切中现实本质，有效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只有把握时代、扎根现实、把脉问题，才能真正在丰沃的实践土壤中开出灿烂的理论之花。

　　首先，唯物史观的具体化。要把握中国实践及其自主性，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原理层面是不够的。“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针对19世纪后期德国马克思主义“青年派”，恩格斯诚恳地告诫道：“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对于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而言，恩格斯的告诫仍是令人醍醐灌顶的。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是第一步，当然也是关键一步，因为用哪种“主义”、哪种方法观察现实，就会得出哪种结论。不过，仅仅停留在原理层面，是不可能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面向中国现实和实践，开展扎实的调查研究和历史研究，将抽象的普遍性转化为中国社会的具体普遍性，科学把握既定主体即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本质规定及其必然性，才能真正在中国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守正创新。从这个角度而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不仅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重要的是要运用贯穿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中国现实和中国实践。“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

　　其次，特殊经验的理论化。毋庸置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英国现代化道路和实践经验的理论化结晶。而《法哲学原理》则体现了黑格尔以德国民族的特有方式表达对西方现代性的哲学反思，以唯心主义的方式展现了西欧“市民社会”的演化逻辑，并基于德国语境表达了一种不同于英法现代化的德国国家逻辑。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对西欧“市民社会”实践进行了理论总结，或者说是对英德道路的一种片面而深刻的理论升华，在某种程度上既展现了那个时代和世界历史的普遍趋势，也表达了英国和德国统治阶级的特殊诉求，对后来的西方现代化实践、社会思潮和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这些理论还存在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但我们无法否认它们在世界历史及其理论谱系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在反思西方实践和这些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创作了《资本论》，揭示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本质、发展规律及其必然趋势，并从世界历史高度完成了对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宣判，论证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现实性和必然性。如今，这种新型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在中国大地上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那么，如何从理论上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我们必须以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强化对中国社会实践的具体研究，必须充分运用理论思维和抽象力，超越经验和外在现象，形成对中国社会发展演变机制本质的、必然的科学抽象，然后再通过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思维中完整再现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逻辑。譬如，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演变及其与日耳曼式生产方式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逻辑的本质差异，从传统伦理社会到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的演变机制与西方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演变的本质差异，中国的“家—国—天下”逻辑与西方“个人—市民社会—民族国家”演化逻辑的本质差异，中国土地所有制与西方土地所有制演化机制的本质差异，中国经济发展逻辑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逻辑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演变的本质差异，农耕生产方式孕育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西方“市民社会”和私有制孕育出来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文明观的差异，等等。只有通过这种深入系统的实践研究，超越现象，达及本质规定，才能形成对中国实践的一般化总结和理论化建构，进而创作出中国版的《国富论》《资本论》等，才能完整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理论范式。

　　最后，进一步丰富深化“三大规律”。马克思主义五大社会形态理论只是基于人类社会总体演进形态所做的一种科学抽象，我们绝不能把五大社会形态理论诠释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线性模式，更不能认为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必须按照五大形态逻辑一个接着一个向前发展，这样就把这种科学抽象变成了一种线性模式和僵化教条。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证明，只要历史条件具备，落后国家可以跨越“市民社会”阶段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新起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证明，落后国家只要找到符合本国国情、顺应世界潮流、符合人民意愿的自主道路，就能实现社会的华丽转身，就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具体的历史规律是以人的历史性活动为基础的，因而其具体存在和实际表现必然会随着人类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规律也必然会越来越彰显出中国实践和中国理论范式的思想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