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正部级官员崭露头角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佟西中
发于2023.8.14总第110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5月,四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云泽进京履新,出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首任局长。生于1970年9月的他,成为全国首位“70后”正部级官员。同月月底,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阿东进京履新,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生于1970年11月的阿东,成为全国第二位“70后”正部,也是目前全国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
“70后”的省部级官员是从十年前开始出现的。2013年,43岁的时光辉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媒体评论其为中国首位“70后”省部级官员。
十年来,“70后”省部级官员不断涌现。仅以省级党委常委为例,去年全国省级党委换届后,“70后”省委常委至少已近70人,占比接近五分之一。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力资源研究会测评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白智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70后”省部级官员尤其是省级党委常委人数在增加,反映出代际更替正在不断进行。年龄是晋升的重要考量因素,未来五年,1965年至1975年出生的官员将成为省部级官员的主要群体。
唯二的“70后”正部级官员
作为唯二的“70后”正部级官员,李云泽、阿东除了年龄上的相似,还有诸多共同点。他们都曾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深耕多年,基层经验丰富,履历扎实完备,之后跨领域、跨省锻炼,逐渐成长为正部级官员。
李云泽长期在金融领域任职。23岁从天津大学基本建设管理工程专业、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本科毕业后,他进入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和平支行的一家储蓄所工作,两年后,担任天津和平支行南门外分理处副主任。此后他先后在和平支行的资产保全部、天津分行的计划财务处工作,毕业后第十年,33岁的李云泽成为建行天津市分行行长助理。
彼时,国有大行正经历一场重大变革——全面推进股份制改革,建行亦如此。2003年4月,建行成立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对全行的股改工作进行统一协调和安排,当时媒体称建行的股份制改革是“铁腕攻坚”。
担任行长助理一个月后,李云泽就被借调至建行重组办、管理机制改革推进办公室工作。李云泽经历了建行股改全过程,一年八个月后,35岁的他成为建行天津市分行副行长。此后,他又经历了建行总部部门、建行重庆分行的历练,2016年,跨行担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
2018年,李云泽空降四川任金融副省长,后来任四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他到任四川不久之后,就负责组建四川省级银行。
西部大开发以来,四川经济总量一直高居西部首位,在全国的排名也在逐年上升。2019年,四川经济总量已排名全国第六,金融机构资产总额10.2万亿元。但是,四川是全国仅有的两个没有省级银行的省份之一,且城市商业银行也存在规模小、效益低等问题。多年来,设立省级银行的想法在四川呼声不断。
为推动组建工作,四川省成立四川银行前期工作推进小组,组长正是李云泽。
四川银行是以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凉山州商业银行为基础重新组建的,而当时,后二者是存在比较严重信用和声誉风险的金融机构。在组建过程中,李云泽展现了能力和魄力,四川省不仅彻底化解了上述两家金融机构的风险,而且还探索出“以改革重组化解风险”的新模式,被当时的银保监会树为标杆。
今年5月,李云泽出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首任局长,一位熟悉其的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李云泽是真正懂业务的人,尤其懂财务和风险。他起于基层,履历完备,50多岁年富力强,是打好金融监管仗的合适人选。
“70后”的另一正部级大员阿东也是科班出身,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人文地理专业博士毕业后,他进入国家海洋局海洋综合管理司资源开发管理处工作。19年间,阿东在国家海洋局海洋综合管理司、海域管理司、东海分局、政策法制与岛屿权益司等多个部门历练,从科员到司长。
2016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中组部安排国家海洋局与海南省的中青年干部进行双向交流任职。其中,阿东到三沙市任市委副书记。三沙市设立于2012年,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是中国位置最南、面积最大、陆地面积最小及人口最少的地级市。
在当时的三沙市领导班子会议上,海南省委组织部官员除了宣布任命消息,还公开评价称,“阿东长期在国家海洋战线工作,具有丰富的海洋工作经验,突出的工作能力和成绩”。
此后,阿东又担任了三沙市市长。2018年2月,跨市出任三亚市委副书记、市长。任职三亚市期间,阿东曾明确表示,“绝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三亚绝不当房地产的加工厂”。
2020年,阿东由海南北上,跨省赴吉林工作,由三亚市市长升任吉林省副省长,之后任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今年5月底,阿东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75后”省委常委
除了这两位“70后”正部级官员之外,更多的“70后”省部级官员分布在全国各省党委常委层面以及各部委中。
各省党委常委从2021年10月至2022年6月换届,换届前,省级党委常委的“70后”有28人。换届后,“70后”新常委省委有40余人,约占当时新晋省委常委三分之一。而从换届后各省党委常委的整体情况分析,“60后”占比80%,“70后”占比17%,其余为“50后”。另外,在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层面,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70后”省部级官员至少有10位。
这其中,备受关注的当属两位“70后”省级党委副书记,他们都是中央候补委员,分别是湖北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生于1971年5月),贵州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时光辉(生于1970年1月)。
与时光辉曾在2013年以43岁的年纪就任上海市副市长、被媒体称为全国首位“70后”副省部级干部相似,诸葛宇杰亦曾创下年龄的纪录。
诸葛宇杰从南京航务工程专科学校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毕业后,进入上海港务工程公司担任施工员,其后历任主任助理、副主任、第四分公司经理等职位。出任上海港务工程公司总经理时,诸葛宇杰才28岁,是当时上海港最年轻的企业当家人。
之后,他在企业和党政机构之间历练,担任过上海洋山同盛港口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普陀区委常委、副区长,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杨浦区区长、区委书记等职。
执掌杨浦时,诸葛宇杰是当时上海市最年轻的区县“一把手”。后来不到一年时间三次履新,历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市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之后出任上海市委常委,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省级党委常委。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由沪赴鄂任湖北省委副书记。
在“70后”省委常委中,更年轻的“75后”省委常委受人关注。目前全国至少有四名“75后”省级党委常委,最年轻的是西藏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任维(生于1976年5月)。另外三人是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晓强(生于1975年11月),新疆党委常委、统战部长伊力扎提·艾合买提江(生于1975年6月),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张红文(生于1975年4月)。
以张晓强为例,他长期在浙江任职,曾担任过遂昌县县长,德清县委书记,绍兴市委常委、诸暨市委书记,台州市市长等职。2020年跨省任广东汕尾市委书记。去年5月,不到47岁的张晓强任广东省委常委,同年6月任广东省委常委、秘书长,直至今年跨省到甘肃履新。
2015年,全国102名县委书记获得“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张晓强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pc加拿大28预测在线预测神测网》。任台州市市长时,他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地级市市长;任汕尾市委书记时,他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地级市市委书记;如今执掌兰州市,他是目前全国最年轻的省会城市市委书记。
“70后”省部级群体进一步扩大
从2013年43岁的时光辉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之后,“70后”省部级群体进入了大众的视野。2017年媒体报道,当时全国省部级官员有时光辉、诸葛宇杰、周亮(1971年生,时任中央纪委组织部部长,副部长级)、刘捷(1970年生,时任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等。
2018年6月,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年轻干部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抓紧抓好。7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着眼近期需求和长远战略需要,培养选拔一定数量规模的优秀年轻干部”。
此后,“70后”省部级官员日益增加。那一年,李云泽任四川省副省长,1972年出生的李波任中国侨联副主席,1971年出生的刘强任山东省副省长,1970年出生的郭宁宁任福建省副省长,1973年出生的杨晋柏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到2020年,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梳理当时的“70后”省部级官员,已至少有29人,从任职经历看,多来自三个领域——地方党政机构、金融或国企系统、纪检监察机构。比如2018年履新的李波、刘强、李云泽、郭宁宁均有金融从业背景,
三年过去,当前,仅省级党委常委层面,“70后”已至少有近70人,而据《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统计,从任职经历看,在成为省部级干部之前,他们的主要工作经历多是在国家部委、地方党政机构,央企、国企,以及金融机构。
这其中,至少30余人主要工作经历是在地方党政机构。比如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张迎春,她是女性干部,湖南长沙县人,曾担任过教师,仕途起步于长沙市共青团,工作多年后转入地方党政锻炼,主要任职于长沙市和湘潭市。她在长沙市担任过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在湘潭市担任过市长、市委书记,之后升任湖南省委常委,如今任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
除了省委常委,“70后”副省长也在增多。据今年1月底媒体报道,当时全国31个省份中,29个省份共迎来58位“70后”副省长,其中包括16位女性。
上述“70后”副省长中也出现了“75后”的身影,包括天津市副市长谢元(生于1975年6月),安徽省女副省长任清华(生于1975年3月),海南省副省长顾刚(生于1977年4月)。
知识化、专业化以及制度化培养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刘俊生曾在“2012中国领导人论坛”上作《“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成长升迁影响因素分析》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影响“60后”晋升的几个重要因素之一是学历,这是精英政治外在的一个显性标志,在西方的国家亦如此。
刘俊生说,当时161位“60后”省部级官员,博士占45%,硕士占43%,本科占11%。他认为,官场对学历的重视程度超出想象,“60后”省部级领导正好赶上恢复高考时期,这促使他们追求学历的欲望非常强烈。
刘俊生提到,最终学历中,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学位合计占比超七成,这表明政府管理对这两种知识的需求,也反映了“60后”省部级官员获取学历的倾向性。
与“60后”省部级官员群体相比,“70后”省部级官员知识化、专业化进一步加强。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60多位“70后”省委常委中,至少有55人拥有硕、博士学位,其中超半数拥有博士学位。
不少人第一学历即毕业于知名高校。比如,福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郭宁宁本硕博均毕业于清华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辽宁省委常委、副省长张立林本硕博均毕业于复旦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从学位种类看,经济学博士、工学博士占比最高,两者合计占比超过一半,其次是管理学博士和法学博士。而在硕士学位层面,管理类硕士学位占比最高,约40%,其次是经济学硕士以及工程、工学类硕士。
在学历之外,“70后”官员相较此前的官员,还有其他独特特征。
这批官员成长于改革开放,经历了中国走向开放的全过程,对中国社会的变化有着切身的感受。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胡晓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也因此,“70后”干部自身有极强的竞争意识。
白智立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国门打开,“70后”官员群体走出国门的机会更多,可以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60多位“70后”省委常委,在担任党政干部期间,至少十余位曾赴欧美等国求学或培训。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胡晓东指出,在任官员出国求学或培训,其实也是因为组织部门的培养制度日益完善,“70后”官员是在相关的人事制度建立及健全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包括干部异地交流制度、基层锻炼制度、培养培训制度、职务职级并行制度等。胡晓东说,一个人要想走上高级领导岗位,经过这些制度的锻炼,其能力和水平将得到快速提高。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曾印发《2019-202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当时的中组部负责人提到,就专业结构而言,要根据不同类型领导班子的职责任务,注意选配具有专业能力、专业精神的干部,使领导班子形成搭配合理、优势互补的专业结构。
在完善来源、经历结构方面,上述负责人表示,要树立重视基层、重视实践的导向,拓宽选人视野,注意从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中发现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坚持五湖四海,打破地域概念、部门界限,加大领导干部交流力度,同时强调要注意保持领导班子特别是市、县党政正职相对稳定。合理配备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加强日常培养、战略培养。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