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德道同修”的家国天下传统

　　道家与道教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分。近代以来的人们习惯于将东汉以前的道文化称为道家，将东汉以后的道文化称为道教。事实上，东汉时期形成的只是“五斗米道”“太平道”和“金丹道”，当时将“道教”看作是“世间伪伎”。直到公元5世纪，南朝的天师道士陆修静才第一次用“道教”之名，但此后无论哪一宗派，多以“道家”“老氏之教”“黄老之教”“老教”相称，而极少用“道教”一词，并多自称“老氏之徒”“黄老之徒”，而很少自称“道士”。因此，东汉以后的道教只能称为道家的新形态，不能简单地与之前的道家分割开来，它们以不同的历史形态共同构成了道家文化传统。

　　道家文化传统中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侈的思想，都可以凝练成“德”与“道”二字，其内涵贯穿于五千年来的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并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担当应有的角色。其一，回归经典，从古人的论述中去发掘和汲取智慧。“德道同修”的基础是道家的“道尊德贵”，它使得中国先秦道家文化智慧走向社会实践，并行深致远，犹如中国文化几千年来源远流长。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家和国强、天下安乐。老子的《道德经》将体现“道尊德贵”的“道法自然”思想作为“德道同修”的价值目标，成为中国文化的伟大智慧。其二，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的理论分析和深化道教文化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制度并发挥积极作用。

　　关于“德道同修”，《道德经》第五十四章云：“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国，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从个人、家庭、乡里到国家、世界，道家都非常强调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强调以满足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稳定发展为目标的道德修养作为基础，并从个人真实的道德感悟出发，向家庭、乡里、国家、世界寻求印证。如果个人所感受到的道德能够得到家庭或者家族的验证，那就表明这个道德还有余裕，有助于尊老爱幼，家庭和睦；如果放到乡里也能得到验证，那就表明这个道德可以延伸，有益于乡里互助，增进社会进步；如果放到一国还能得到验证，那就表明这个道德是丰富的，有助于促进人民的国家认同，团结一致振兴民族大业；如果放到全天下里仍然能够得到验证，那就表明这个道德是普遍的，有助于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华民族正是有了这种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道德观，才使得我们自古以来的“天下”观念不是狭隘的概念，而是追求世界大同，正如老子所说：“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人与人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固然有各种不同，但是，我们的根本目的是要超越这些界限，将道家的传统美德与我们个人私德、社会公德和天地大德的修炼结合起来，使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道德修养都得到改善，以推动走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类共同进步的天下大同。

　　二、 “身国同治”的和合智慧传统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自我革命”的思想，这是继群众监督的举措后，中国共产党人又提出了永葆革命本色，防止退化的一个重要举措。自我革命的本义，就是不断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而自我扬弃，自我革新，从而与时俱进，永葆青春的活力。中国共产党人勇做时代的先锋，不仅是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先进分子，也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先进分子。

　　老子在《道德经》中讲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修身，过去人们要么认为是积累文化知识，要么认为是提升道德修养。其实，《道德经》第十三章曰：“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实际上就是把人的身体与“天下”视为同构，看作一理，从而把治身与治国统一起来。也就是说，身与天下是一体的，修身不是追求个人的私欲，而是要超越个人的局限而为国家、民族和天下服务。因此，老子以圣人或上善作为修身的标杆，指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汉代河上公秉承老子的这种身体观念，明确提出“治身者爱气则身全，治国者爱民则国安”，这充分展现出古代圣人把治身与治国看作道理相通。

　　汉代的《黄帝内经》更进一步推展老子的身体观念，如《灵枢•师传》说：“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也。”《素问•灵兰秘典论》还把人体五脏六腑按照国家职能官位作比喻，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

　　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家文化将身体与国家看作是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关系，身体不仅需要有生理上的修行，也要有精神上的修行，治国如能像养生那样心身俱妙，则天下太平。由此可见，这种视身为国，身国互喻，身国一理，身国同治的观念，既体现出道家文化与中医药学相同的思维特征，也展现出道家文化“身国一理”的整体观。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非常注重养生和医学文化。汉代盛行“黄老之学”，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带来了著名的“文景之治”，在文化上突破了汉儒的狭隘，打开了迎接、消化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心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澳门最有名的娱乐场所》，相传为黄帝所写，作为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之首的《黄帝内经》得到充分的传承和弘扬，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医道同源”传统，因而才有了后来流行的“医道一家”和“十道九医”等说法。东晋时期的葛洪、南朝的陶弘景、隋唐时期的孙思邈、明朝的李时珍等等，既是高道，也是名垂青史的医药学家。可以说，医药学是道教修行养生实践与理论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两千多年来中华道家文化最主要经典的《道德经》和《黄帝内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道德”“修身”的问题上，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

　　三、 推进“德道同修”“身国同治”，发挥中华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的传承瑰宝，也是全人类的智慧遗产，因此，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一步丰富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传承的首要任务。丰富的文化传统，在新时代的中国，要适应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才能完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可以使文化传承更具实践性和可持续性。文化传承，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就是对经典的把握，先秦和两汉诸子百家给我们后世留下了丰富、多元的经典文化，如道家的《道德经》《庄子》《周易》《黄帝内经》等等，都是道家传统中值得传承和发展的活态文化。

　　优秀文化的传承需要有相适应的载体，如道家文化后来衍生出各种道教的组织形态，它们自觉地传承和弘扬了优秀文化传统，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传承和创新。易学的应用使其衍生出很多变化，丰富了它的文化基础，中医与道教相结合也衍生了道教医学等新形态。这些多样性的活态文化的发展和传承，直到今天仍然充满生机与活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和发展，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传统文化要积极地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文化只有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获得有效的传承并焕发活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优势在于，我们几千年的文明传承没有出现大的断层，一直都是活态文化，传承至今生生不息。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积极适应当今国际和国内新形势的创新性发展，充分展现出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的传播价值，因此，“走出去”成为了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如道家文化，《道德经》被翻译成了一百多种文字，中医养生文化、中华太极文化都通过多种途径走出了国门，成为中国文化的国际标识。这种“走出去”的文化建设自然离不开国家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和对外开放与交流的扩大和深化。但我们也应当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仅仅靠主动“走出去”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不断深入挖掘和科学阐释，使其可以被“请出去”，从而使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和弘扬有着更加多元化的发展途径，因此，如何从细微处着手，努力建构文化共同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具有国际影响，是当前中华文化更需要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四、 结语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积极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中国化，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包括道家道教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提供了沃土。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了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就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一结合过程，也就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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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班彪 【编辑:贾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