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初期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合理有效的防控措施长期被西方污蔑为所谓“剥夺个人自由”；而当中国根据疫情形势将防控政策调整为“乙类乙管”后，美西方媒体又话锋一转，说这是“不负责任的消极抗疫”。不难发现，这些对中国防疫政策的“批评”和有关国家的歧视性限制政策呈现出对中国抗疫认知的明显双重标准和荒谬错误。

　　第一，无视客观事实。首先，这些看法和限制措施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国内外专家普遍认为，病毒变异大方向是更低致病性、更趋向于上呼吸道感染和更短潜伏期。中国疾控中心的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本轮疫情流行的毒株主要还是境外输入的BA.5.2和BF.7。根据世卫组织的说法，即便是传染性更强的XBB.1.5毒株，也尚无迹象显示其能引发更严重症状。

　　其次，从科学意义上来看，采取此类入境限制措施对于传播速度较快的新冠病毒变异株而言也是毫无作用的。当前全球流行的奥密克戎变异株基本是一致的，流行的规模和传播的速度在各国之间没有太大差别。各国传染病专家不约而同地指出，入境限制措施只在一视同仁地对所有入境旅客实施的情况下才能起到一定作用，仅对某一国家显然无法取得任何实际效果。

　　再次，美国是疫情暴发以来最早进入到与新冠病毒共存状态的国家之一。去年9月，拜登总统就曾公开宣称“大流行已经结束”。1月30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在今年5月11日结束与新冠有关的紧急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为何要对中国实施所谓的旅行限制？究其原因，无非是要在后疫情时代给孤立中国这个老套路找到新形式。

　　第二，违背自身所标榜的价值和原则。美国近年来四处宣扬其所谓的“主流人权价值观念”，人权背后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平等地尊重和对待每一个人的权利。然而，在中国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政策以后，美国政府所表现出的态度完全违背了自己在人权领域所标榜的“平等地对待各国公民”的承诺。

　　更为可怕的是，针对个别国家的歧视性政策还放大了美国社会本就极化的种族主义思潮。在受到了部分美国盟友的盲目追随后，这些不合理政策很可能在国际上被放大成一种大范围仇外情《众赢国际版计划》绪，甚至让中国的感染者成为西方对亚洲所谓“病态历史”刻板印象的新一轮受害者。

　　近年来，美国民族分裂情绪和种族主义的内在危机加深，拜登政府为在道德高地抢先插上旗帜，去年通过了《反新冠仇恨犯罪法》，打击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美国频发的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事件，得到了两党共同支持。如果美国政府还坚持这样的限制政策，那就是给自己的法案“打脸”，甚至成为激发民众仇外心理的新导火索，对中美两国未来的交往交流百害而无一利。

　　第三，不符合世界各国的民意所向。今天，人们对经济复苏的愿望愈加强烈，期待美好、和平、开放的国际化交流和全球化生活回归，也期望着疫情时代的阴影尽早结束。事实上，大部分美国民众都希望能够重新恢复同中国的正常交往与交流，能来到中国旅游、经商，参与文化交流、学术交流等。歧视性的限制入境措施是逆流而行，加深了国际交流的阻碍，甚至给美国民众带来了莫须有的意识形态恐吓。

　　世纪疫情已走进尾声，全球经济也迫切需要复苏，为什么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还要继续走上一条强烈对抗的道路？这很难不让人怀疑，这种措施不仅是一场闹剧，更是一场阴谋，美国政客正把新冠疫情当作攻击中国的工具进行操纵，而不是真正关心中美两国民众的福祉。病毒是不分国界的，正如《流浪地球2》中的一句台词所言：“危难当前，唯有责任”。各个国家共同面对危机的时候，是选择推诿指责，还是选择携手同行？答案不言自明，美西方的政客应当好好反思。

　　西方低估了中国抗击新冠疫情所面临的困难。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人口大国，在疫情前面临的挑战是极其特殊和复杂的，超出西方国家常规传染病学已有的认识和经验，疫情发展的可预测性很低。在疫情暴发后，我国始终坚持科学、精准、主动，不断优化调整防控措施，努力用最小代价实现最大防控效果。

　　西方也低估了中国人民在疫情面前所表现出的韧性。1月25日，中国疾控中心指出，春节假期疫情未出现明显反弹，在整个流行过程中，未发现新的变异株，我国本轮疫情已近尾声。中国顺利进入了“乙类乙管”的新阶段，农历新年以后，全国上下洋溢着复工复产的激情与热情。但在大洋彼岸，部分西方政客和媒体仍沉浸在唱衰中国疫情防控的荒谬“小剧场”之中不愿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