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私立小学圣约学校当地时间27日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三名9岁的学生和三名工作人员死亡。
当地警方称,28岁的枪手奥黛丽·黑尔从当地五家枪支商店合法购买了七支枪,其中三支被用于此次袭击,包括一支在美国经常被用于大规模枪击的AR攻击性步枪。
在美国总统拜登29日召集第二届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前夕,这起校园血案的发生堪称是打向“美式民主”的又一记重重的耳光。
据报道,这是今年美国发生的第17起校园枪击案。
事发当天,美总统拜登仍像往常一样,称这起枪击事件是“病态的”,是“一个家庭最可怕的噩梦”。
他还再次呼吁美国国会通过攻击性武器禁令。
然而就在同一天,美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人做出的反应却是,这起校园枪击案不太可能促成通过新的控枪立法。
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还挖苦拜登说:“总统只是不断重复过去的陈词滥调,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解决方案或想法。他所要求的禁止攻击性武器意味着,美国守法公民拥有的1600万件半自动武器将被没收。”
这针锋相对的一幕,早就成了美国涉枪政治中的常态。
由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衍生出的所谓枪支文化、个人权利、利益集团、党派政治等诸多怪象200多年来相互作用,使美国枪支管控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据保守估计,美国目前流通枪支总量约为3.9亿支,相当于每100名美国人拥有120.5支枪,民间拥枪率高居全球榜首。
越来越多的枪轻而易举地转化成了越来越多的枪支暴力,并成为美国孩子的“头号杀手”。
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GVA)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日,美国在今年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有1万多人因枪支暴力失去生命,其中包括400多名17岁以下未成年人。
算上刚刚发生的圣约学校血案,造成除枪手外至少四人死伤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今年已经发生整整130起。
去年5月,造成包括19名儿童在内的21人丧生的得克萨斯州尤瓦尔迪县罗布小学特大枪击案发生后,在全美引发了数百场反枪支暴力抗议活动。
迫于巨大舆论压力,美国国会两党终于在去年6月“合作”通过了所谓的《两党更安全社区法案》。但这份被自夸为“近30年来最重要突破”的所谓控枪法案,却与“控枪”扯不上多少关系。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此次圣约学校枪击案中“没有犯罪前科”的枪手能轻易地“合法”弄到枪,以及为什么两党“控枪”法案无法阻止枪击案的发生了。
当地时间28日公布的最新哈佛青年民调结果显示,大多数(63%)美国青年都支持出台更严格的枪支法。
不过,这个“大多数”在党派政治下的“美式民主”中,注定改变不了什么。
就在圣约学校枪击案发生后的当地警方新闻发布会现场,去年7月4日伊利诺伊州海兰帕克市独立日游行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幸存者阿什比·比斯利成了“不速之客”。
当各媒体记者正等待发布会开始时,比斯利激动地抢过保守派媒体福克斯新闻频道的麦克风呼吁控枪:“你们还不厌倦报道这种事情吗?”“这种事怎么还在发生?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还在死去,为什么我们辜负了他们?”
“这是美国史诗级的失败”
美国又何止是在控枪问题上辜负了自己的孩子们。
1989年,世界各国领导人通过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而美国恰恰是唯一一个没有批准该公约的国家。
这决定了美国儿童注定要成为“美国例外论”的受害者。
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政客漠视民众健康和生命,把主要心思用在相互攻击、甩锅推责上,致使这个医疗实力最雄厚的国家成了确诊病例和病亡人数“双冠王”,也直接导致超过25万美国儿童失去了法定监护人,成为“新冠孤儿”。
疫情进一步激化了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各类矛盾,并将枪支暴力、种族主义、社会不公、贫富悬殊等问题的压力传至美国年轻人群体。
年轻人对美国信心大幅下降,压力不断增大,患焦虑症、抑郁症比例不断上升。
以上这些,还不是美国孩子所受戕害的全部。《257期彩票》
从2018年4月开始,美国政府实施强制移民儿童与父母分离政策。而这些无人陪伴儿童中的多数人最终沦为了遭受经济剥削的童工。
《纽约时报》上月发表的长篇调查报道指出,自2021年以来,美国童工数量呈爆炸式增长,而他们从事的工作遍布“全美数十个州的各个危险行业”。
报道揭露称,美国移民童工的增长是一系列“明知故犯”的结果,“美国旨在保护儿童的制度已经失灵”。
种种事实和数据表明,美国已成为儿童权利受保护最弱的国家之一,而美国政府则是侵犯儿童权利的最大元凶。
美国加州大学社会学学者丽贝卡·伦敦和“成功健康儿童”组织创始人凯瑟琳·拉姆斯泰特此前曾联名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美国拒签《儿童权利公约》是因为其中很多条款在美国是“犯忌”的。
“很多美国人可能从未听说过《儿童权利公约》,也不知道只有美国不愿批准该公约。这是美国‘史诗级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