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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村里年轻人抢来抢去的鱼头是什么宝贝？这条“鱼”说来话长——
这是一条从明朝游到今天，穿越600年时光变迁的“鱼”。
这群年轻的90后00后，在城市化发展迅猛的今天，却从城市“洄游”到村落，来争这条“鱼”。
春节期间，安徽省黄《168澳洲幸运10开奖官网授权》山市歙县汪满田村一度的宁静，被游子匆忙的归乡脚步打破，这也预告着一年一度的“嬉鱼灯”又要“嬉”起来了！
与徽州地区很多古村落一样，四面环山的地理环境屏蔽着战火与纷争，也护佑着它独特的文化风貌与习俗代代流传。
每年正月十三至十六，鱼灯会的举办让村里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光景，这是徽州地区传承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传统年俗之一，始于明代，传袭600余年。
关于嬉鱼灯的起源，有一个口口相传的版本：村中民房由木板或竹子建造，容易引发火灾。西山降有一大石，平滑如镜，被认为是火灾的祸根——“火镜”。村民便取“水克火”之意，每年正月十三至十六夜，用鱼灯游村祈求平安，清末达到鼎盛，后来村里陆续按照生产队(村民组)为单位，划分成六家“鱼会”。
鱼灯以竹为骨，棉纸糊成，鱼头画有“王字”，鱼腹内点烛。每家鱼会都会扎制一条大鱼灯及若干小鱼灯。打头的是写着“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字样的长方形扁灯，此后是青壮年肩扛体型硕大的嬉鱼灯，儿童提着各种小动物形象的花灯、鱼灯一路跟随，四周锣鼓助威。
每盏鱼灯要路过祠堂大门点头摆尾三次，一路游行后，在广场“斗鱼”，最后汇聚后山，对着“火镜”祈求来年风调雨顺。
作为一项古老的非遗，嬉鱼灯的制作技艺、游鱼的流程严格遵照祖制执行。如果说，它在当下呈现出什么变化，那就是“小鬼当家”，返乡过年的90后、00后开始挑大梁，他们组织全村老少，撑起了这台年俗大戏。
“争鱼头”
大年初二一早，一阵鞭炮声在汪满田村祠堂鱼会门口炸响！从歙县县城返乡的汪春燕抢先“请了鱼神”，在祠堂门口贴上鱼灯会筹备的喜报。这一系列操作预示着，她谋划已久的“争鱼头”成功了。
在汪满田村，负责张罗筹备鱼灯会的负责人被称作“鱼头”，还有若干“副鱼头”襄助。此前，“鱼头”由长者担任，后来逐渐演变为年轻人担当。长期研究徽州民俗的张骏西和张建平曾总结道，“鱼头”的产生方式分三种：村中大人直接指定“鱼头”；孩子主动提出想当“鱼头”；有多人竞争时，选举产生“鱼头”。
其实，早在13年前，16岁的汪春燕就当过一次“鱼头”。当年她性格内敛，却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事无巨细，“鱼头”都要亲力亲为，最难的是召集村民。“撑鱼灯队伍要40多人，敲锣打鼓的得有四五个人，加上扎鱼的老师傅，差不多每年要请七八十人‘出山’。”
扎鱼骨架之类的手艺大多掌握在老一辈手中，“鱼头”必须登门拜访。遇到“请不动”的情况，汪春燕要“说好话”。对方家中孩子喜欢吃什么，就买点小零食带去，或是陪老人唠上一两小时家常。“请老人家得‘靠哄’，老人开心了，还会讲讲做鱼灯的故事。”她说。
尽管没有当上“鱼头”，汪文泉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连续4天，守在祠堂里的工位上。“村里年轻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好，争‘鱼头’也是一种良性竞争。”汪春燕说，争“鱼头”不仅是争一个彩头，也是在争一份责任，都是为了把活动办好，为村里祈求平安。
平时，90后汪春燕在县城做直播带货，偶尔还会拿出一部分收益做公益。今年回乡当了“鱼头”，正月初二开始，她每天晚上12点多才能睡觉，早上6点就得起床。
正月十三晚上，第一天鱼灯会结束，她发朋友圈：“累趴了。”灯会4天，她要调度人员放爆竹、撑抬鱼，控制队伍的速度，引路清理杂物，“喝水都顾不上”。
正月十六中午，距离本年度最后一场灯会不到7小时，突然发现给狮子道具助威的一个“金锣”坏了，她跑遍县城才买到新锣。下午4点回村后，她提着一箱矿泉水，挟着两条香烟，给干活的人递水敬烟。
汪满田村笼罩在“春晚直播倒计时”的氛围中，祠堂鱼会的所有年轻人都在专注做着最后的准备。
顶着一头黄发的汪文泉曲着身子，用钳子和铁丝修补鱼灯骨架。平时，这位“Tony”老师一双巧手使惯了推剪。他抬起头，喃喃道，“4天‘唰’一下过去了”。
今年，田街鱼会、六组枝垣鱼会、祠堂鱼会、里村鱼会四家鱼会参与了嬉鱼灯。正月十六晚上7点半左右，雨越下越大，四家鱼会的队伍冒雨完成了整个仪式。
晚上11点，祠堂鱼会的年轻人再次回到祠堂。冰冷的春雨和他们火热的身体交织在一起。声音嘶哑的汪春燕，披着母亲送来的棉衣蹲在地上，对着手机直播。一旁的小伙伴们不愿回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
正月十七，早起的汪春燕又带着小伙伴清理祠堂，将鱼灯骨架归整好，在一张红纸上列出活动的所有开销明细，张贴在祠堂门口，向村民公布。而在它的隔壁，是前几天贴出的募款公告。
两张红纸，一头一尾。4天灯会，又是一年。
“不嬉不行”
13年前，汪春燕当“鱼头”的笑容，定格在纪录片《不嬉不行》的镜头里，她戴着红色边框眼镜，留着斜刘海，稚气未脱，今天已然出落成一个干练的创业者。
纪录片的创作者解修远，2010年春节扛着人生中购置的第一台摄像机走进了汪满田村，当时还是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编导专业大一学生。这部处女作首次为汪满田鱼灯留下了55分钟时长的完整影像。如今，她成为一名专业的纪录片导演、制片，仍然在用自己的镜头追踪汪春燕。
当地人往往用“好Sheng”一词来概括嬉鱼的动因。筹备鱼灯会过程中，各家鱼会之间会“暗自较劲”，比拼筹钱的金额、鱼灯的美观、参与的人数等。每家灯会组织活动的速度、规模和热闹程度，是劳动力和凝聚力的体现。如果有鱼会需要帮助，其他村民也会“跨鱼会”相助，这体现了团结互助的精神。此为“好胜”。
正如村民汪恒仕老人在片中所说：“不嬉鱼灯不行，老辈讲的，一定要嬉鱼灯。”
“嬉鱼灯是刻在汪满田人骨子里的记忆。”汪满田村党总支书记汪军华介绍，孩子刚会走路，就提着小鱼灯跟在队伍最后，他们也曾举手投票选过“鱼头”。“这些年来，青壮年外出务工、就业，但每到过年时间，他们都会回来，鱼灯会都要如期举行。”他说，“不舞一次鱼灯，这一年过得就不完整。”
“能当‘鱼头’的人，能胜任生产队队长”
汪春燕坦言，今年争“鱼头”是有“私心”的——磨炼14岁的弟弟汪天宇，让他改一改内向的性格。
姐姐派了召集村民的任务，弟弟跑了大半天，却没能叫来一人。弟弟冲进祠堂，抱怨没人理睬，姐姐言辞激烈地说了几句，弟弟哭着跑回了家，经过妈妈一番劝，又跑回姐姐身边，继续帮忙。
汪天宇出生后，曾被母亲带到广东生活3年，对鱼灯了解不多。今年，看到几个年纪更小的孩子也在帮忙，他被这种氛围所感染。正月十三开始，他连续3个晚上抢着抬鱼，每天跑得满头大汗，与小伙伴打成一片。这一幕，让姐姐既心疼又欣慰。
嬉鱼灯制作是一项“老带新”的系统性工程，老一辈将竹子剖开切条，按照比例扎制，年轻人在一旁打下手，帮忙抹线穿线。鱼鳞和鱼头上的图案较为复杂，更小的孩子则跟在后面学画鱼。这种“传帮带”的合作形式，也确保了此项技艺的代际传承。
而游鱼则是一项集体运动，离不开横向协作。鲤鱼化龙是祠堂鱼会特有的大鱼灯，长7米左右，得10余个年轻人才能抬起。
祠堂鱼会的副鱼头汪柯在13年前就曾和汪春燕搭档。他介绍，正月十六的游鱼路线最长，全程4公里左右，抬鱼的年轻人每天来来回回走上三四万步。第二天一早，很多人都觉得腰背肩膀酸疼，有人甚至“腿疼得下不了床”。
六组枝垣鱼会的返乡青年汪常翔感慨，筹备过程非常“磨人”，年轻人告别了睡懒觉的习惯，每天起早贪黑干活，每天忙完，颜料污渍布满外衣，还要自己清洗。
去年，该鱼会的两盏大鱼灯因年代久远而“退休”。汪常翔和同伴爬上500米海拔的山头，寻找年龄3-6年的优质竹子做骨架。忙活一下午，只为选到一竿好竹，将竹子扛回家的路上，心里满是兴奋。
“接受鱼灯文化熏陶的孩子长大后，开始成为参与者、组织者，他们发自内心地喜欢这件事，觉得这是责任和担当。”汪军华说，年轻人精力旺盛、头脑灵活，在参与过程中可以锻炼交际和组织能力。
“以‘鱼头’举例，考虑事情必须周到，人品也要端正，否则很难将村民动员起来，筹备这盛大的灯会。能当好‘鱼头’，也是自己家族声望的体现。”解修远分析，老一辈人让年轻人挑大梁当“鱼头”，对后辈有着深远的教育意义。
汪笃羽老人在纪录片中感慨道：“能当‘鱼头’的人，相当于能胜任生产队队长。”
“大家凝心聚力干一件事，也加深了感情。这几年，村里的矛盾摩擦少了，谁家如果遇到什么困难，邻里之间都会帮把手。”汪军华发现，年轻人的责任心也加强了，对村里各类事务都很主动上心，鱼灯给他们带来改变。
嬉鱼灯“出圈”
让鱼灯以文创产品的形式走出汪满田村的，是一位80后的机械师。
今年六组枝坦鱼会的“鱼头”汪成峰，上过职高，后来在杭州一家企业从事机械加工。整日与车床相伴的闲暇时分，他用铁丝、棉绳扎制鱼灯送给同事，广受欢迎。他在生活中从此多了一个消解乡愁的爱好。
2018年起，汪成峰回到县城就业，工作之余，经常带着工具和材料参加黄山当地举办的手工艺品展览会。机械师的巧手做起鱼灯，总能引来围观：毛竹一劈一编，鱼骨架就出来了，用纸一糊，用墨一涂，可爱灵动的小鱼就诞生了。
一位摄影爱好者提议：“棉纸的鱼灯容易坏，为何不用布的，这样也方便快递。”汪成峰于是上网选购材料，最终确定纯棉里布。2020年，他在“闲鱼”上注册了名为“峰之鱼”的商户，展示并售卖鱼灯。
2021年，汪满田鱼灯入选安徽省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此同时，用来商演和售卖的鱼灯，逐渐融入了现代元素，蜡烛替换为LED灯、风电灯等，可以通过开关控制亮度和颜色。不过村里每年举办仪式用的嬉鱼灯依然沿用古法。
近两年，汪成峰网店订单越来越多，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约有30余人从事鱼灯制作和售卖。去年4月，汪成峰的一条鱼灯还卖到了台湾省，买主祖籍福建，就想收藏一只棉质的鲤鱼化龙灯。
这些年，福建、广东、陕西、浙江、上海等地的客户都会将“买家秀”照片回传给汪成峰，这让他无比自豪——汪满田嬉鱼灯从山村走向全国。
2021年4月开始，嬉鱼灯表演也走出歙县，汪满田村组建了一支表演队伍，应邀前往上海、南京、海宁、宁波、合肥等地进行商演。
此外，在网络平台上，古老神秘的汪满田嬉鱼灯逐渐成为文化IP，吸引着更加年轻的一代人。互联网巨头企业、游戏公司正是看重这一点，纷纷选择以它为原型，创作新春贺岁短片。
在汪满田村，互联网的流量转化成了客流量。今年鱼灯会4天期间，该村游客量更是“井喷”至两万人，较去年涨幅近20%。为此，县、镇、村投入工作人员200余人，维持秩序，服务游客，还增设游客摆渡车，配置现场应急救援力量。村委会还专门腾出会议室，供前来打卡摄影的汉服爱好者更换服装。
“鱼灯是老祖宗留下的一笔财富，如果没有正月里舞动的大鱼灯，外面人也不会知道汪满田村，这里的茶叶、香榧、菊花也很难销售出去。”汪春燕打心眼里感激嬉鱼灯给村民带来的增收。
非遗进高校，再添“一把火”
谁也没有料到，汪满田鱼灯能被另一群同样年轻的00后集体接受。
2022年10月26日，安徽师范大学51届校园运动会上，85名学生带来的《非遗鱼灯》表演，惊艳全场。在该校新闻与传播学院00后学生郭昊的航拍镜头下，闪烁的鱼灯成群列队，灯光摇曳，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又如满天星辰。这段视频全网累计播放量超8亿次，主流媒体纷纷转发，火遍全国。
去年夏天，考虑到运动会开幕式晚上举行，与汪满田鱼灯的表演场景吻合，学校决定重新编排鱼灯舞，融入体育和舞蹈的元素。
安徽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省级民俗传统体育负责人余涛教授带队前往汪满田村调研。虽然只有一周行程，但一行人都感受到心灵的震撼。非遗传承人扎制鱼灯过程的专注，鱼会对鱼灯骨架的精心呵护，都让他们备受感动。
演出当天，天空中飘起了细雨，大家担心鱼灯表面的颜料遇水晕开，灯光效果受影响。演出开始了，同学们如此整齐且自信，没有一个人给阵形“拖后腿”，每条鱼之间的距离恰到好处，动作行云流水，“这就是文化自信的魅力！”
“不仅是这一次表演，我们要把艺术的生命力延续下去，将传统文化与课堂教学完美融合，唤醒和激活非遗文化，提升大家思想认识、动手能力和专业水平。”余涛说。
在故乡与城市之间“洄游”
1月18日，腊月廿七，95后汪常翔回到汪满田村。去年从北京一所高校研究生毕业后，他入职位于合肥的一家央企。
办一场鱼灯会，鱼会需要数千元的经费，年轻人得挨家挨户上门募款。正月初五、初六两天，汪常翔负责用红纸记账，另一位从杭州返乡的年轻人负责收钱。上门前，二人备着一包烟，来到商铺门口，说一句“祝生意兴隆”，碰上老人道一声“祝您身体健康”。二人向村民组百十来号人筹措了近5000元。
汪常翔所在六组枝垣鱼会参与筹备的20多人中，大多数都是90后。“大家平时都没机会见面，是鱼灯让我们短暂相聚，它连接着一份乡愁。大家互相帮忙、分工干活，一切都心照不宣，只为了把活动办得热热闹闹。”他说。
在这个小村子里，汪常翔和很多小伙伴从小学到高中一路相伴，大学毕业后各奔东西，而嬉鱼灯成为他们的乡情驿站。
过年前几天，微信群里格外热闹，大家迫不及待晒出返乡车票。到家了，大家会轮流做东小聚，除夕一过，就投入灯会筹备工作。群里如果有人因事错过嬉鱼灯，会让小伙伴将视频和图片发到群里，只为“过过眼瘾”。汪常翔唯一一次缺席嬉鱼灯会，是在2015年，因为要备战高考而提前返校。
甚至有人已在外地娶妻生子，仍然对嬉鱼灯抱有浓厚的兴趣和感情。不少村民都提到这样一件事，2020年正月，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有一个小伙子从杭州辗转换乘多种交通工具，只为回汪满田筹备鱼灯。可惜那年受疫情影响，鱼灯会停办一年。
还有很多年轻人大年初七就要开工返岗，一些在黄山市区或周边工作的年轻人，每天晚上下班后，相约拼车赶来帮忙筹备，夜里再赶回去，第二天接着上班。
1月29日，大年初八，汪常翔将钱和账目交给“鱼头”，晚上返回公司。初九，他再次在手机里重温了纪录片《不嬉不行》，这让他归心似箭。
片中的他还是一名小学生，头戴棒球帽、身穿运动服，用力地抬着鱼灯的木架。纪录片中许多老手艺人已经离世，这让汪常翔有些伤感。身处异乡，每当快要回家或者疲惫孤独时，他都会看一遍视频，仿佛可以回到小时候的故乡。
他永远不会忘记2010年正月十六那个暴雨如注的夜晚，大家齐心协力冒雨嬉鱼灯的样子。
同样在那个夜晚，汪春燕在大雨中发出年少无畏的感慨：“希望这场雨能更大一些！”
13年后，正月十六，恰巧又是一场大雨，她依然向记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有水才有鱼，有鱼才有水，雨下得大，鱼儿才能游得欢，水属财，希望村里越来越好。”她说。
也许，没有什么比一场大雨更能带来青春的洗礼。在雨中，他们成长，他们享受自己的欢乐。
如今，汪满田村的欢乐不再只属于村民，灯会期间，长三角城市的年轻人涌入这个一度封闭的古村落。一场古老的民俗仪式演化成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盛大PARTY。当地政府也在着手规划，借着嬉鱼灯的热力，发展文旅经济，带动乡村振兴。
汪满田的天空，能够看到今年最火的“加特林”烟花，以及最新型号的无人机。汪满田的石板路上，走过身着各式汉服的“网红”，以及装备齐全的摄影爱好者、自媒体达人。当600年的嬉鱼灯擦肩而过时，那一刻，传统与现代，非遗与科技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再清晰，也不再重要。
作为“原住民”，面对喧闹的这一切，汪常翔心里时常闪过一丝离别的惆怅，他看到最多的还是这座山村的本来面貌。“正月十六一过，游客陆续离开，年轻人也收拾行囊返回大城市，村子又会空起来，一切恢复往日的宁静。”
相聚是暂时的，离别总是常态。这群年轻人为了个人事业发展，还是要继续外出打拼，“游”向更为广阔的空间。
2月7日晚，当高铁开动驶向省城的那一刻，汪常翔开始期待来年正月的再一次欢聚，盼望着下一次“洄游”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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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汉哀帝 【编辑:王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