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名称：楔形双肩大石铲

　　年 代：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4000-5000年)

　　体 量：长66.7厘米，宽27.2厘米，厚1.9厘米

　　出土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大龙潭遗址

　　收藏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大石铲是新石器时代“大石铲文化圈”的重要标志物，它们在岭南地区随处可见，让我们似乎穿过岁月厚尘，依稀看见了百越的古老形象——一群创造了辉煌稻作农业文明的伟大先民。

　　这件体量硕大、磨制得极其光滑精巧的大石铲，是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先民用于耕作的农具吗？他们的创造者——百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族群？

　　桂南大石铲文化

　　1952年，当民工们在广西崇左市大新县修筑道路时，无意中挖出一件造型奇特的有肩大石铲。这件文物在当时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被文物部门当作一般史前文化遗物，归为“有肩石器”之列。但是，几年后，当毗邻左江、右江的崇左市扶绥县国营金光农场在开垦种植时，发现了大批类似石铲，其广布范围竟达方圆两公里左右——此时，当地文物部门才对此加以重视，并在南宁地区开展大规模普查。经过这次普查，发现有石铲散布的史前文化遗址竟多达三十余处。其中，隆安县几乎每一个村庄都发现了大石铲的遗迹，甚至发现了整坑都是大石铲的史前文化遗存。此外，在南宁市郊、武鸣县等地，相继出土的石铲遗址之广，数量之丰富，超乎人们的想象。

　　自此，广西大石铲文化一鸣惊人。

　　“大石铲文化圈”

　　大石铲文化，是一种岭南地区最具地域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形态，以体型硕大、棱角对称、打磨光滑的有肩石铲为文化特征，其分布地点主要集中在桂南左江、右江和邕江交汇处的三角地带，因此被称为“桂南大石铲文化”。据考古发现表明，大石铲文化以桂南为中心，传播范围遍及广东、海南以及越南北部等地区。学术界将这个以大石铲为主要文化特征的史前文化区域称为“大石铲文化圈”。

　　据研究表明，桂南大石铲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为直腰型石铲，即铲身两侧边缘为直线，实用性较强；第二种为束腰型石铲，即铲身两侧边缘自肩以下开始收缩，至中腰后外展，然后呈弧状收缩为圆弧铲刃，这种大石铲类型集实用和装饰为一体；第三种为短袖型石铲，即石铲双肩突出，造型类似人们夏季穿的短袖上衣，此类石铲体型硕大，装饰性极强，基本丧失了实用功能。

　　大石铲为何会出现上《888彩票app新版本》述从实用到非实用功能的演变？

　　学者揭示：在稻作生产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感受到大石铲作为生产工具的重要性，认为它是人们与上天进行沟通的媒介，通过特殊的仪式可把人们的愿望上达于天。因此，大石铲逐渐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也正因于此，大石铲体量逐渐变大，造型趋于装饰化，进而从农业生产工具逐渐演化为礼器和祭器，并进一步延伸出更多的宗教意义，如祈求人口繁衍、部落兴旺、盟誓见证等。隆安大龙潭遗址出土的大石铲，以圆圈形或“冂”形两种方式排列组合，有学者认为这是天圆地方观念的体现，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男女生殖器的象征，其祭祀的对象是掌控生殖能力的大地之神。

　　那么，大石铲的使用者是谁？

　　富于开拓精神的百越先民

　　百越，即古代的越人，是中国古代长江以南最大的族群，支系众多，主要包括吴越、扬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分支，因此在先秦文献中被统称为“百越”，或“百粤”、“诸越”。百越分布极广，在东南地区分布在苏、浙、闽、赣、台湾等东南沿海地区；在岭南广布于粤、桂各地；在西南则分布于云、贵等地区。此外，百越在皖、湘、鄂等地也有少量分布。

　　百越先民主要生活于气候湿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的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形成了以农业与渔猎采集为主的生产方式。发达的稻作农业、渔猎文化、干栏式建筑、几何印纹陶器、断发文身凿齿习俗、悬棺葬俗、精湛的青铜冶炼技术、精美的岩画艺术等等，都是百越先民留下的鲜明的历史文化标识。

　　近年来，考古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稻作农业遗迹——湖南道县玉蟾岩距今约1.4万年~1.8万年的人工栽培稻遗址，浙江浦江上山距今1万多年的栽培水稻遗迹，浙江余姚河姆渡7000多年前的大规模稻作农业遗址，都位于百越的主要分布地区。干栏式建筑，是稻作农业文明的重要产物。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相对成熟和完整的干栏式建筑遗迹，与百越后裔诸民族传承至今的干栏式民居遥相呼应。由此可以推断，百越先民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发明人工栽培水稻的人群之一，他们极富开拓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孕育和起源做出了重大贡献。

　　可见，百越这个极富开拓精神的庞大族群，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东南沿海及广大岭南地区创造了辉煌的稻作农业文明；桂南地区以有肩石铲为文化标识的、极具地域特色的“桂南大石铲文化”是百越先民灿烂的稻作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编自：四川民族出版社《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

　　作者简介：

　　郑茜，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近年来主持“‘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表征体系研究”“民族文物价值体系建构研究”等课题，提出“中国博物馆人类学”学科建设构想并构建研究平台，引进并主编“博物馆人类学经典译丛”。

　　周玉州，中国民族博物馆馆员，目前主要从事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实证及相关展陈研究工作。

　　监制｜顾群 杨新华

　　统筹｜刘佳 康坤全

　　采写｜郑茜 周玉州

　　审稿｜郭晖

　　制作｜寇佳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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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吉安 【编辑:藤井莉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