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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10-30 17:10

  中新社南昌10月29日电 题:民间航海家《300彩票下载》汪大渊为何被称为“东方的马可·波

  ——专访豫章师范学院副教授章丽

  中新社记者 吴鹏泉 姜涛

  提起中国的远洋航行,人们多半首推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鲜为人知的是,早在元代,被称为“东方的马可·波罗”的江西南昌人、民间航海家汪大渊就附商舶浮海,足迹遍及亚非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汪大渊为何被称为“东方的马可·波罗”?他与郑和下西洋有何区别?豫章师范学院副教授章丽一直在从事文化和旅游国际传播研究,近日她在江西南昌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这位中国民间航海家的故事。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汪大渊被称为“东方的马可·波罗”,你认为二者有哪些共性?

  章丽:1330年冬春之交,弱冠之年的汪大渊由泉州港附舶(搭乘商船)出海,沿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航海旅行。这次航行的区域,远至阿拉伯及非洲地带。1334年回到泉州,前后历时近5年。1337年,汪大渊第二次由泉州港出航,航涉的区域重点在南海诸岛周边国家。1339年夏秋间回到泉州,前后历时近3年。

  远航回国后,他把两次航海所见记录整理,写出了《岛夷志》。至正九年(1349年)冬,汪大渊过泉州,适逢吴鉴(元代文学家、历史学家)奉命主修《清源续志》(即泉州志),因泉州为市舶司所在地,应记外事,遂将《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1350年春,汪大渊回到故乡南昌,复将该书以单行本刊印,并请张翥(元代诗人)作序,“以广其传”。后《岛夷志》佚失,所幸该书节选《岛夷志略》在清代被《四库全书》收录。

  《岛夷志略》上承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蕃志》,下启明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等书,很早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重视,被译成英、法、日等多国文字供国外学者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苏州大学教授魏向东所著的《行走天下:中国行旅文化》一书中,将汪大渊称为“东方的马可·波罗”。

  汪大渊和马可·波罗,我认为二者有以下共性:

  首先,汪大渊和马可·波罗家庭背景相近,都是出生于衣食无忧的商人家庭。

  其次,两人的航海行动几乎活跃在同一历史时期。马可·波罗离开中国数十年后,汪大渊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泉州出发,随商船远航走出国门。

  两位航海家都采取了搭乘商船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航海历程。他们都以纪实体裁写下了沿途所见所闻,回国后将游历情况写作并编纂成书。他们各自的著作《岛夷志》和《马可·波罗游记》,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五,汪大渊和马可·波罗对世界历史、地理的贡献均被世人认可,都促进了人类航海事业的发展。

  中新社记者:生长于内陆的汪大渊,为何会萌发探索海外的志向?

  章丽:汪大渊,字焕章,江西南昌人,生于元至大四年(1311年)。少年求学时,汪大渊天资聪颖,博览群书。他对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史记》爱不释手,尤其是《货殖列传》中南北各异的地理、自然、物产等内容,更是反复诵读,沉浸于“纸上神游”的同时,也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他收集了许多记载各地奇闻逸事和风土人情的地理著作,对海外地理的游记格外痴迷。

  汪大渊出生地(今南昌市青云谱区施尧村)水运业较为发达,是古代当地水上交通良港和货运集散地。“江到南关古渡头,旁分一曲入溪流。垂杨夹道三千户,绕郭连樯数万舟。”宋朝诗人宗必经的《南浦》诗中,就描述了施尧村一带的航运盛景。汪大渊成长的这方水土,虽不是沿海一带,却是个连山通海的地方。对外航运频繁的成长环境,为他提供了远洋航海的信息基础。

  成年后的汪大渊束装远游,沿着赣江一路上溯,来到了福建泉州。泉州港古称为“刺桐港”,此时的刺桐港正值海上贸易空前繁荣之际,是梯航万国、舶商云集的“东方第一大港”。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取道泉州出海的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后来写道:“我们抵刺桐城,城甚大……刺桐港(泉州港)即在此城,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不可思议……”正是泉州港的舶商云集景象,进一步激发了汪大渊探险求奇的兴趣,促成了他日后两度远洋航行的壮举。

  中新社记者:汪大渊远航与郑和下西洋有何区别?

  章丽:与郑和下西洋全由朝廷造船出资不同,汪大渊几乎仅靠一己之力凭借商船完成了航海行动,他的故事比郑和早了半个多世纪。

  汪大渊先后两次出海,都是附舶远行。他没有自己专门的船只,也没有自己的生意,只是靠着搭乘商船不断航行,一段一段前往下一站。可以说,汪大渊的航海,完全是凭借以商船活动为基础的民间航行活动,这也是汪大渊远航与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汪大渊远航给郑和下西洋带来借鉴。作为翻译官多次追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一书中记述了下西洋期间的所见所闻。在该书序言中,马欢感慨:自己随郑和历涉诸邦,“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马欢的实地考察,印证了汪大渊记载的真实性、准确性。

  中新社记者:《岛夷志略》记载了海外历史胜迹和奇闻逸事,对当前研究古代中外经贸文化交流具有怎样的价值?

  章丽:在航海旅行中,凡所到之处,汪大渊对各地的地理山川、民情土俗、风景胜迹、奇事异闻、贸易货物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严谨的记录。

  现存《岛夷志略》约2万字,书中记载的220余个国名、地名中,有些是初次见,有些甚至是仅见于该书。这些翔实记载,在历史、地理、文化、国际贸易等领域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科学价值,是当前专家学者们了解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珍贵史料。

  《岛夷志略》还记载了台湾、澎湖是中国的领土,当时台湾属澎湖,澎湖隶属泉州晋江县,盐课、税收归晋江县。这恰好是郑和下西洋的一个空白点,也是17世纪之前中国人对台湾岛的历史记载之一。

  中新社记者:研究汪大渊远航,在当下有何现实意义?

  章丽:以共情激发国家之间的情感流动,是当下做好国际传播的可行路径。在人类与海洋接触的过程中,汪大渊无疑是冲锋在前的勇士。基于人类对航海探险的共同情感体验,将民间航海家汪大渊作为情感化标签进行国际传播,可为国际公众认知世界海洋文明成果提供“共情机遇”。(完)

  受访者简介:

   章丽,豫章师范学院副教授、文化与旅游学院新闻系主任,江西高校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西省文化与旅游研究推广协会会员。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主持或参与完成各类省、市级课题10余项,获得省级智库研究成果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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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其浚 【编辑:马雄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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