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疼片反成痛苦之源
芬太尼合成于上世纪60年代，是被应用于临床的第一个芬太尼族药品，一般用于临床麻醉，其镇痛作用约为吗啡的100倍，但具有极强的成瘾性。根据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统计，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芬太尼类药品生产国和消费国，占世界人口总数约4%的美国人，消费了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
近年来，药物滥用超过枪支暴力和车祸，成为美国人意外死亡的主要原因，而其中芬太尼是被滥用最严重的药物。在过去10年，阿片类药物在美国导致的死亡人数大约增加了3倍。2021年，这一数字激增至8万以上。斯坦福—柳叶刀北美阿片类药物危机委员会202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如果不紧急干预，到本世纪20年代末，美国和加拿大将有120万死于阿片类药物使用过量，这还不包括自1999年以来，已经死去的60多万人。
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高京柱表示，目前美国的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由美国普渡制药公司研制的强效药物奥施康定引发的。该药物被用于缓解持续的中度到重度疼痛。1995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没有长期跟踪奥施康定的效果以及对该药物没有明确的成瘾性研究的情况下，给奥施康定开了绿灯，批准其通过。
1996年，奥施康定上市，其核心卖点是12小时长效止痛。围绕这个卖点，普渡制药公司展开了猛烈宣传，组建了一支600人的营销团队，派出医药代表对医生进行洗脑。普渡制药公司还安排医生以医学研讨会为名免费旅行度假、邀请医生去做付费演讲，负担他们吃住行的全部费用。在这样的利益笼络下，医生们都很乐意给病人开奥施康定。
根据《美国医学会伦理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从1997年到2002年，美国轻度疼痛患者被开具处方止疼片的数量翻了大约10倍，从67万增长到620万。当普渡制药公司通过奥施康定大发其财的时候，其他阿片类药物企业也开始有样学样，而这造成了美国药物成瘾者数量激增和药物使用过量死亡人数飙升。从1999年到2017年，共有20万美国人死于与奥施康定和其他处方阿片类药物有关的过量服用。
虽然普渡制药公司和相关人员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美国庞大的药物成瘾人群并没有凭空消失。随着芬太尼的泛滥，这一成本低廉却比海洛因效力高50倍的合成止疼片让更多美国民众深受其害。一些毒贩甚至将芬太尼掺入毒品中以赚取更多利润，也有一些人把非法的芬太尼制剂、制片包装成合法处方药。
90%的联邦众议员和97%的联邦参议员曾接受过制药公司的竞选献金
高京柱认为，造成美国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的一大原因是监管系统失灵，而奥施康定的批准就是一个例子——普渡制药公司后来被证明向FDA提供了虚假的药物描述，称这种药比其他阿片类药物的成瘾性更低。普渡制药公司的做法只是此类乱象的冰山一角。奥施康定获批后，通常是制药公司而非监管机构，来告知和建议开处方者如何评估和降低药物使用风险。“阿片类药物企业向政客的捐款影响政策决定。”高京柱说。
制药业一直是美国政客的大金主。有报道显示，制药公司在影响政客和政策方面的支出远远超过《威斯尼斯网平台》其他行业。据英国《卫报》2017年报道，在此前10年，制药公司在游说和资助美国国会议员方面投入了近25亿美元。同样在2017年，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就曾对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制药公司向政界人士提供了巨额资金，“米奇(麦康奈尔的名字)，也许(它们)对你也一样”。报道称，在当时的国会，众议员中每10人中就有9人以及100名参议员中的97人，都接受了制药公司的竞选献金，这些公司试图影响从药品成本到新药批准方式等方方面面的立法。制药公司的游说对阿片类药物的滥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9年至2015年，美国因阿片类药物死亡的人数翻了两番。在此期间，制药公司投入大量资源，试图将这场危机归咎于数以百万计的成瘾者，而不是大规模出售处方强效阿片类药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一飞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芬太尼滥用危机深深植根于该国的游说政治以及两党博弈和意识形态之中。“制药公司与FDA、相关政客、学术团体和媒体之间的高额利益捆绑，使得芬太尼滥用在美国成为一场可以预见的悲剧，损害了人民的健康，但却大饱利益集团的私囊。学术机构提供‘科学证据’，媒体和智库负责宣传，制药商游说政府——这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成熟的链条，通过美国盛行的‘旋转门’制度，他们有多种方式交换利益”。
高京柱说，从美国缉毒局等政府监管机构离职的官员经常入职制药公司。美国《国会山报》此前报道了该国政府医药监管部门以及医药行业的“旋转门”现象。报道称，2019年，美国时任FDA局长戈特利布辞去了自己的职务后，转身就加入了美国最大的药品生产商辉瑞公司。这让他获得了丰厚的报酬，而他的离职还让一些大型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难过”。诺华和阿里拉姆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公开感谢戈特利布在FDA的工作，甚至说“我们会想念他的”。此外，特朗普政府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阿扎曾是制药巨头礼来公司美国分公司的总裁。特朗普曾声称阿扎能给美国带来“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和更低的药品价格”，但在他任职期间，礼来公司将其胰岛素的价格提高了3倍，引发了公众的愤怒。
两党互相“使绊子”，立法成为党争工具
鉴于目前芬太尼在美滥用的严重程度，美国两党都承认需要做出努力应对这一问题，但却相互“使绊子”，不愿让对方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功臣”。就在今年5月，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审议“阻止致命芬太尼贩运法案”时，133名众议员投了反对票，其中132人来自民主党。《华盛顿邮报》称，美国国会直到2017年12月才通过一项专门针对芬太尼的法案，而这距离议员们首次收到有关该药物危险的警告已近4年。
这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看来是十分荒谬的。《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基层禁毒民警曾立都表示，与传统的毒品以及海洛因、摇头丸等合成药物不同，芬太尼是一种新型的精神活性物质，更容易上瘾，对人们的健康有害。芬太尼的结构多变也使它比传统毒品更难打击。作为全球禁毒力度最大、成效最明显的国家之一，中国一直在各方面严格监督和管理芬太尼。在曾立都工作的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只有极少数化工厂和医院在密切监督下获准使用芬太尼。芬太尼的使用、运输和储存，每一步都在相关部门的严密追踪和监管下。专家表示，芬太尼前体物质被广泛用于现代化工业，作为化工大国的中国并没有出现芬太尼泛滥的危机，这已经充分证明美国的问题出在自身。
张一飞表示，尽管美国的一些问题，比如特别突出的毒品和枪支暴力问题，已经严重危害公众利益，但因为美国的泛自由主义倾向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这使得不管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都无法对一些问题实施有效监管，“这一现状早已违背了美国联邦政府成立时的宗旨。”此外，美国的医保体系也加剧了芬太尼等阿片类药物的滥用问题。美国的最贫困群体通常负担不起较好的商业医保，而基础医保，正如西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费恩伯格所说的那样，“除了止疼片，什么也付不起。”
美单方面武断行动导致禁毒合作陷入停滞
中国积极开展国际禁毒合作，也和美国建立相关的合作机制。2019年5月1日，中方在全球第一个正式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而美国至今仍未做到这一点。截至2022年6月，中国已列管449种麻醉品、精神物质，是世界上列管毒品最多、管制最严的国家。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有吸毒人员148.6万名，较2016年年底下降42.1%；中国的毒品案件由2017年的14万起下降至2021年的5.4万起，连续5年年均降幅达20%以上。
此外，中方还起草了芬太尼类物质犯罪案件立案追诉、定罪量刑等3个法律保障文件。在全国建设国家毒品实验室5个分中心，完善芬太尼类物质检验和监测体系；摸清全国涉芬太尼企业、人员、前体和设备底数情况，从源头上防范制贩芬太尼类物质违法犯罪活动；在寄递行业施行“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3项制度，加强涉及美国地区跨境邮包的检查力度；部署开展专项打击行动，强化查缉堵截和执法打击。自整类列管以来，中国未发现一起制贩和走私芬太尼类物质案件。根据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等禁毒执法部门通报，2019年9月至今，美方未再查获来自中国的芬太尼类物质。
相较之下，美国却在2020年单方面制裁了中国国家毒品实验室和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严重干扰中美禁毒合作。美国国内政客和媒体还炒作“中国化学品流入他国制成芬太尼后流入美国”的论调。专家表示，美方提出的“了解你的客户”做法，远远超出联合国禁毒公约对各国的义务约定。根据国际惯例和通行做法，保证国际货物不用于非法目的是进口企业的基本责任，也是进口国政府的法定义务。不应将本应由进口方承担的责任强加于出口方。国际贸易的进口方在境外，面对快速流通的国际贸易，出口方也不具备核查客户的条件。
在9月举行的第14届大湄公河次区域禁毒合作谅解备忘录签约方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曾伟雄表示，中美禁毒合作一直是两国执法合作的亮点，当前禁毒合作陷入停滞责任完全在美方，是美方单方面武断行动的结果。无视中国在打击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方面做出的努力，美国不断将自己国内毒品问题甩锅中国，而且以涉芬太尼问题逮捕和起诉中国公民和企业。此外，美国多次以走私非列管化学品为借口起诉中国企业和个人，“中国希望以平等、互信和合作的态度，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开展合作，我们反对将禁毒合作政治化，我们反对单方面的无理仲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