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书话】

　　编者按

　　一提起山东烟台的王懿荣，人们便会想到关于他的那个重要身份标签：甲骨文之父。学界周知，王懿荣是发现、收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国际上把他发现“龙骨”刻辞的1899年作为甲骨文研究的起始年。

　　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王懿荣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这一点基本上在学界已经达成共识。从资料上看，现在并没有发现关于王懿荣发现甲骨的直接证据，比如带日期的日记、书信、拓片、题跋等。最早明确记载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其《铁云藏龟》自序云：“既出土后，为山左贾人所得，咸宝臧(藏)之，冀获善价。庚子岁，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后有潍县赵君执斋得数百片，亦售归文敏。未几，义和拳乱起，文敏遂殉难。壬寅年，其喆嗣翰甫观察售所臧(藏)，清公夙责(债)。龟版最后出，计千余片，予悉得之。”刘鹗《壬寅日记》十月二十八日记载：“至王孝禹处鬯谈，并访龟板(版)原委，与赵说相孚。今早王端士来，其说亦与赵孚。端士云文敏计买两次，第一次二百金，第二次一百余金。”刘书自序中言及王懿荣之甲骨来自赵执斋、王孝禹、王端士，可知当时王懿荣收藏甲骨并未“秘其事”，所知者不少。赵执斋是经手人，当然知道原委。王端士本系商人，过去有研究者认为其为王懿荣之子，是错误的。王懿荣去世后，主持后事及出售藏品的是王懿荣第二子王崇烈，字汉甫，也写作翰甫。刘鹗与王懿荣此前并无交集(有说刘鹗是王懿荣门生的)，但刘氏喜欢收藏，王懿荣是收藏大家且名满京师，刘氏对王懿荣当然不会陌生。王崇烈将王懿荣的藏品出售给刘氏，中间人是王孝禹。王孝禹即王瓘，字孝禹，四川铜梁人，一生未得科名，王懿荣年长王瓘两岁，所以自称兄，两人认识甚早，因王瓘在京任工部主事，王懿荣在户部任职，同朝为官，故相熟识，后来王懿荣父亲王祖源于1872年(王懿荣时年28岁)选任四川龙安府知府，与王瓘四川家族相识，同为王姓，始排定辈分，称王瓘为叔，并且两人比邻而居，来往非常密切。目前所见王懿荣致王瓘书札最多，有近200通，故王瓘熟知王懿荣收集甲骨之经过。而王瓘又与刘氏相近，王崇烈出售其父藏品给刘氏，王瓘做居中人很自然也很合适，因此王瓘所言是真实的。刘氏自序中所言王懿荣收集甲骨的经过，来源于赵执斋、王瓘，信息可靠。刘氏《壬寅日记》是当前关于王懿荣收藏甲骨的最早也最可靠记录，此时距王懿荣收藏甲骨仅一两年，可视为共时材料。那些后来者的追述，其实是不太可靠的。比如王懿荣第四子王崇焕在《古董录》《王文敏公年谱》中的追述，应是道听途说，因为王懿荣去世时王崇焕才八岁。王崇焕所著《王文敏公年谱》太过简略，且多有不准确处。

　　当时收藏甲骨的肯定不止王懿荣一人，但其他的收藏者及收藏经过未有明确记录，那也只能是推测。王襄、孟定生也较早收集甲骨文，但认为王襄、孟定生于1898年就开始收藏甲骨的材料来自其本人几十年后的追记，当为后时材料，单从材料的可靠性来看，不如刘鹗的《壬寅日记》。所以，从材料来看，王懿荣是甲骨文发现第一人的观点还是最为可信的。

　　至于坊间流传很广的王懿荣生病吃药买龙骨发现甲骨文之说，始见于1931年《华北日报》的《华北画刊》上的一篇署名为“汐翁”的《龟甲文》：“光绪戊戌年，丹徒刘铁云鹗，客游京师，寓福山王文敏懿荣私弟，文敏病痁，服药用龟板，购自菜市口达仁堂，铁云见龟板有契刻篆文，以示文敏，相与惊讶。文敏故治金文，知为古物，到药肆询其来历，言河南汤阴安阳，居民搰地得之，《凤凰全球彩开奖》辇载衒粥，取直至廉，以其无用，鲜过问者，惟药肆买之云云。”该文不长，错误颇多，李学勤认为该说“离奇”“不符合事实”，可谓评价允当。也正因离奇，合乎人们的猎奇心理，所以该说流传甚广。

　　把重大学术发现归因于偶然事件是幼稚的，学术上的重大发现只能放在学术史中才能看清其来源和价值。万有引力的发现绝对不仅仅是因为一个苹果。沉埋地下的甲骨肯定此前也被翻起过，但如果没有发现上面的文字及价值也只能被当作废物丢掉。这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发现。任何重大的学术发现背后，都有学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王懿荣之所以能够辨认出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并且对其作出准确断代，这归功于当时弥漫社会的浓厚的金石学风气和他本人所具有的深厚的金石学研究功底。

　　有清一代，金石学乃全社会的显学，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参与人员的层次高，国家层面有《西清》《宁寿》两部古鉴图书，达官显贵多有参与；二是参与的人员广泛，不仅有达官显贵，而且乡野鄙夫也多有参与；三是收藏的范围广，凡是古物无所不收，且有扩展，比如吴式芬和陈介祺发现封泥的价值并开始收藏；四是人们鉴古的层次高，收藏者不仅收藏面广，还加以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三代器物上文字的重视是当时金石收藏的特点，人们每得一器，同好各作释文，书札来往，反复探讨，大大增加了人们对有关文物认识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这些都是甲骨文发现的社会原因和学术背景。

　　《清史稿》云：“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翁同龢、潘祖荫并称其学。”凡书籍字画、金石印章、钱币瓦当，王懿荣无不珍藏。在当时，他是收藏界的佼佼者。其时收藏界有两个核心，在京以潘祖荫为核心，在山东以陈介祺为核心，尤以陈介祺富藏精鉴，为海内宗仰。潘祖荫有才学有大力，收藏丰富，且门人故吏满座，研讨者多，系王懿荣乡试坐师，王懿荣蒙其拓惠及教诲，受益良多。陈介祺与王懿荣为金石同好，且有姻娅之谊，王懿荣女儿王崇煐嫁给陈介祺外孙吴崶。陈氏对王懿荣的教导是全方位的，无论是金石收藏、拓片惠赠，拓法传授、释文考证，还是为人做事以及保养身体等，无不面面俱到。每得一器物，王懿荣无不拓奉陈氏，两人书札往来，情谊深厚。在认识这两位之前，王懿荣就已开始收藏，对其影响大的除了其父王祖源，还有其族叔诸城王锡棨、业师莱阳周孟白。王锡棨，字戟门，收藏以碑刻、青铜器、砖瓦为主，晚年好古钱，曾教王懿荣氈蜡模拓之技；其业师莱阳周孟白，淹通经史，《倦游庵椠记》是其代表作，此公也精通金石文字考据，每得重器，王懿荣总拓送周氏以求释文。后期，与王懿荣在金石收藏方面交流唱和较多的有吴县吴大澂、南皮张之洞等。

　　王懿荣的金石成就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古文字的考证。比如《尚书·大诰》中“前宁人”“宁王”以前的解释迂曲难懂，王懿荣最早指出此“宁”字当为“文”字。陈介祺对此解释充分肯定，予以极高评价，在他致潘祖荫的书札中说：“则文王、文人之说，甚为有见。”二是石刻存目的整理。王懿荣最早的金石学成果是《南北朝存石目》，汇集南北朝石刻拓片，加以编目，记录较为全面。此类还有《汉石总目》《晋石存》(此书未见)。三是区域金石志，比如《福山金石志》残稿。四是金石序跋。古人慎于著述，很多金石见解散见于序跋中，《求阙文斋文存》收集了一部分。这只是对王懿荣著述的有关内容作出的概括。其他多散见于其致同好的书札中，这些书札所涉内容广泛，涉及书画、拓片的鉴别等，比如王懿荣致张佩纶、孙毓汶的书札。此类信札，“实为著述”(梁启超语)。其他小类诸如封泥印章、泉布镜鉴、墓志造像、瓦当彝器等，皆在其收藏研究之列。

　　陈介祺、潘祖荫去世之后，王懿荣称得上当时金石界之领袖。其入上书房，整理宋元书画，皇上向其询问古器鉴别就是明证。王懿荣与当时金石商人过从甚密，如潍县那些古董商人，没有不和王懿荣熟悉的，所以潍县商人得到出土的甲骨后，首先售卖给王懿荣。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生病吃药而发现甲骨文的说法实不足信。王懿荣去世后，二子王崇烈、四子王崇焕延续家学，都有金石论著传世，可谓善于继承先人遗志者。再之后，其孙女王福重捐献甲骨500余片给天津文化局，此举以文化人、嘉惠学林，亦可视为王懿荣传古之志的延续。

　　上述内容，都体现在王懿荣写给亲友的书札中。这些私人书札，书写时没有公开之虞，所以能畅所欲言，发自内心，情真意切，是学术研究中最可靠的第一手材料。王懿荣交友广泛，写有大量书札，且多以稿本形式分散于各地馆藏，此前未被系统整理，学界不知，难以使用。2022年4月，齐鲁书社出版了2020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成果《王懿荣书札辑释》，该书从各地馆藏及出版物中收集王懿荣致56位亲友的800多通书札，经过辨伪、释文、考证写作年代及梳理人物关系，近70万字，对于研究王懿荣的金石书画收藏、古文字考证、交友聘问、社会时政、家庭教育等，大有裨益，对晚清历史研究也很有参考价值。该书对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发扬老一辈学人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学风，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的重要指示精神，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