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连续性也就是绵延不断，这是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最突出的特点。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以及玛雅文明、印加文明，虽然都盛极一时，但这些古老文明最终都没能摆脱湮灭的命运。唯有中华文明不断延绵，薪火相传，历久弥新，直至今日仍然欣欣向荣。
纵观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虽然发展的过程历经坎坷，虽然王朝的更迭频繁，虽然开创各个王朝的民族主体有所不同，但是她们最终都融入了以汉民族、汉文化为主体的大熔炉之中，成为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环节与组成要素。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的历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基因和独特的民族精神，一直成为保持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内生动力和坚强基石。
反映中华文明连续性最突出的文化符号非汉字莫属。商代的甲骨文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文字体系，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造字方法，显然经历了漫长的文字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历程。从甲骨文到西周金文，再到秦篆、汉隶、魏碑、楷书、行书、草书等，虽然书体不断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一直延绵至今，不曾中断。
表现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不只是汉字，几千年来一直延续至今的许多理念、习俗、制度之中无不蕴含着这种连续性。例如，“中”的观念源远流长。作为其表现形式的择中建都、择中立宫的城市规划原则，建筑的中轴线规划理念，左右对称、前后几进院落的高等级建筑格局，在被学术界认定为夏代后期都城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布局中已有明确体现，在距今5300年被学术界认为是河洛古国首都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也已初见端倪。
仁德、忠义、崇礼、诚信，以及以民为本、以和为贵等价值观，一直在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中延续，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此外，在民间流传的很多习俗，如除夕、春节全家团圆吃年夜饭、守岁、放鞭炮，正月十五闹花灯，清明节为逝去的亲人扫墓，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中秋节全家团圆吃月饼赏月，重阳节登高为老人祈福等日用而不觉的风俗习惯，都起源很早，世代相传，体现着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连续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使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保持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秉持着深沉的文化基因，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始终坚持自身的文化传统不迷失，不动摇，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沿着自身的历史轨迹不断发展。
创新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民族是聪明勤奋、不断进取、不断创新的民族。创新性始终是推动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
早在距今一万五六千年前，由于植物性食物在人们生活中所占比例的增加，需要盛放、煮炊，于是中华先民发明了陶器。中国是世界范围内最早制作陶器的地区。在距今1万年前，华北地区的先民们发明了栽培粟和黍，长江中下游的先民发明了栽培稻。农业的出现使人们过上了定居生活，手工业技术也不断进步，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
农业的出现、定居的生活，导致家畜饲养的出现。距今接近8500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了迄今年代最早的家猪和酿酒的证据。还出土了多件用鹤类尺骨制作的7孔骨笛，可以演奏7声阶的乐曲。这在世界范围内是最早的，是中华先民的创新发明，改写了世界音乐史。
同样是在距今8000多年前，中华先民发明了琢玉的工艺技术，制作出玉玦、玉坠等较为精致的玉器。此后琢玉技术不断发展创新，距今5500~5000年期间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的玉龙、玉鸟、玉龟制作都极为精致。到了良渚文明时期，琢玉工艺技术达到了高峰。良渚文化的玉琮神徽纹饰一毫米的宽度内竟然有5至6条刻线，可以说是极其精细的。
大约距今4000年前，长江下游的先民们发明了以瓷土为原料，用1000多度高温烧造的最初的瓷器，也叫原始瓷器。此后瓷器的制作技术不断创新发展，多样的瓷窑各具特色、争奇斗艳，使瓷器工艺成为中华文明物质层面最具代表性的成就之一。
丝绸也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代表成就之一。山西夏县西阴村和师村遗址，曾出土距今6000年前的蚕茧和用石或陶制的蚕蛹；在河南郑州荥阳青台遗址，曾出土了距今5300年的丝织品残片，表明在距今6000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已经发明了养蚕缫丝。此后，丝绸织造技术不断进步。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时期的楚墓出土了多件丝织品。到了汉代发明了提花机，长沙《彩票578下载app平台》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素纱单衣重不到100克，堪称奇迹。中国古代的丝绸有绫罗锦缎绮等十余个品种，养蚕缫丝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
距今5000~4500年前中华先民接受了西亚地区的冶金术。当时，西亚和中亚地区的冶金术多是铸造简单的工具和武器。中国古代工匠结合高温烧制陶器的技术，发明了用陶范铸造青铜容器的方法。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铜爵、铜斝、铜盉、铜鼎等形体较大、造型复杂的青铜器，制作技术十分精湛。冶铁术也有类似情况。大约在距今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铁器和冶铁术经中亚传入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中华先民吸收借鉴铜器铸造的方法，发明了范铸法铸造铁器技术。针对铸铁制品含碳量很高、缺乏韧性的缺陷，发明了铸铁脱碳技术，促进了铁制工具的普及。这一技术发明比欧洲早1000多年，是冶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与此同时，钢铁锻造和热处理工艺技术在春秋战国时期取得了显著进步。汉代以后，中华先民又发明了炒钢、灌钢等工艺技术，都比欧洲早上千年。
中华先民的创新精神在数学、医学等方面也多有表现。在商代已经出现了十进位计数法；约成书于西汉时期的《周髀算经》说明中国人在西周早期就已经掌握了勾股定理的基本原理。《九章算术》中首次提到分数、负数及加减运算的法则。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祖冲之将圆周率精算到小数点后第七位，表明当时中华先民掌握的数学知识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在中医药方面，以《黄帝内经》、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李时珍《本草纲目》等医药著作和以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等为代表的高超医术，都是中华先民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创新的结晶。至于享誉中外的四大发明，更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卓越体现。
在制度文明层面，中华先民们也不断创新。例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各地的官吏直接由中央王朝派遣，从而从根本上实现了中央王朝对各地方的稳固统治。西汉王朝实行削藩和盐铁官营等措施，巩固了中央王朝的统治。具有深远意义的制度还有北魏开始实施的均田制，避免了土地被豪强大族兼并，对促进农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科举制不仅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影响至为广泛，在近代西方文官制度建立之前，是世界公认的先进选才制度，也是中国古代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制度之一。
统一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早期中华文明就体现出“多元一体”的特征，纵观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统一性始终是主旋律，具有久远的历史渊源。
距今1万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发明了栽培稻，华北地区发明了栽培粟和黍。距今8000多年前，水稻传播到了淮河上游。距今8000多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已经能够制造较为精致的玉石装饰品组合——玉玦和条形玉坠。同类的玉制装饰品组合在稍晚些的长江下游地区河姆渡文化中也可以看到。形制特殊的玉玦，以及它和玉坠的组合，分别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出现，恰恰说明不同区域的史前文化存在着交流。在兴隆洼文化中，有来自黄海一带蚌壳穿成串的装饰，也说明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人们存在交流。
距今6000多年前，黄河中游地区出现了龙的信仰。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一座仰韶文化墓葬中，尸骨的东西两侧用蚌壳堆出龙和虎的形象，竟然与汉代的四神中东青龙西白虎的方位一致，或说明四神思想具有久远的史前渊源。在距今5500~5300年的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和同时期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中，都出土了身体呈C形的玉龙，两地还出土了同样的玉龟和姿势相同的玉人。这不仅说明龙的观念在北至东北西部、南至长江下游已经广为流传，也说明南方和北方的社会上层存在着交流。
这种交流在陶器中看得更加清楚。在长江中游距今8000年的史前文化中，可以看到具有来自淮河上游贾湖文化和来自长江下游跨湖桥文化因素的陶器。距今6000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中期以花和鸟为图案的彩陶图案逐渐向周围扩展。到距今5300年左右的时候，这类彩陶图案的分布范围南达长江上中下游，北至华北平原北部燕山山地的西辽河流域，西到甘青地区，东抵黄河下游，出现了第一次中原地区文化向周围强烈影响的局面，也有学者称之为“最初的中国”。这一现象可能与黄帝炎帝集团的兴起和影响范围的扩展有关。
从上述考古发现可以看出，距今5000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区域的史前文化在各自基础上独自发展的同时，与周邻地区发生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或可称为“文化基因”。其发展的模式呈向内凝聚式，长江流域、淮河流域、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初步形成了早期中华文化圈。
到了尧舜时期，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黄河中游先民，广泛吸收周邻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力量不断壮大，对周围地区影响的范围也不断增大。到了大禹时期，中原文化对周围的影响进一步增强。这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可以清晰看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夏代后期，二里头文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几种本来是武器或工具的玉器被赋予表明等级和通神的功能，成为玉礼器。在继承尧舜时期铜器制作技术的基础上，发明了青铜容器的制作技术，制作出爵、斝、盉、觚等青铜酒器和铜鼎；在宫室制度方面，初步形成了以中轴线、左右对称、前后几进院落等为特征的宫室制度。这些制度尤其是玉礼器的一种——玉璋向周邻地区辐射，其分布范围达到东南沿海的福建南部和香港地区，向西南到达成都平原，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都可见到，西北到达陇东地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原王朝文化的强烈辐射。中华早期文明从各区域文明独自起源，发展为中原王朝引领的局面。
商王朝建立后，继承了夏王朝青铜容器和玉礼器制度，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工艺技术也更加熟练高超。在这一阶段，冶金术向周围广大地区传播，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游下游和辽河流域相继进入青铜时代。各地都出土了与中原青铜礼器相似，而又具有各自特色的青铜器。周朝风格的青铜器在各个诸侯国出土，反映出周王朝的宫室制度、埋葬制度以及礼乐制度在各诸侯国普遍实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原王朝对周围广大地区实行稳定控制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势力衰微，各诸侯国群雄并起，相互竞争兼并，先后出现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最终，秦始皇统一了中国。通过实施一系列统一政策，如统一文字、度量衡，在全国建驰道，特别是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中央王朝的政令可以得到彻底贯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局面。七国之乱后，西汉总结经验教训，采取削藩和盐铁官营等措施，扩大郡县制范围，巩固了国家统一。
此后无论是统一王朝还是多民族政权并存，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乱纷争，文化传统仍然保持延续，统一仍是历史的主旋律。虽然建立王朝的主体民族有所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他们都大量承袭了中原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各少数民族也不同程度吸收了汉文化及政治制度，以华夏后裔相标榜，目标都是要一统天下，建立全国统一的王朝，共同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统一始终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始终强大，成为维护国家统一的内生动力，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巩固、发展的重要基因。
包容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过程中，都始终秉持兼收并蓄，开放包容，在交流互鉴中发展。
大约在1万年前，长江中下游的先民们发明了稻作农业。距今8000多年前，位于淮河上游、河南东南部的贾湖文化就从长江流域接受了稻作农业。大约在6000多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在继续粟和黍旱作农业的同时，从淮河流域接受了稻作技术。到了距今4300~4100年，山西襄汾陶寺等中原地区积极吸收周围地区先进的文化因素，包括南方的稻作、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的木质棺椁制度和陶制酒器、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长江中游特色玉饰……中原地区如此大量地吸收各地文化因素的现象生动反映了其文化包容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从西亚地区经中亚地区和中国的西北地区吸收了小麦的栽培技术，从南方地区吸收了水稻，并发明了大豆的栽培，加之北方地区传统的粟黍栽培，中原地区形成了五谷齐备的状态。在家畜饲养方面，在继续以家猪和狗为主的基础上，从西亚、中亚地区引进了黄牛、绵羊。正是五谷齐备，多种类家畜饲养，使得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显著增强，为文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上述现象表明，黄河中游地区之所以后来成为中华文明的引领者，与其所具有的兼收并蓄的包容性，积极吸纳周围先进的文化因素密不可分。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西周时期也有清晰反映。大约距今3000年前，西周时期的黄河中游地区从西亚地区接受了铁器和玻璃器及其制作技术。为战国到西汉时期冶铁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佛教的吸纳，也突出地反映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东汉明帝时期，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原，但本土的道教并未被摈弃，而是两者长期并存，在民间甚至相互融合，都成为信仰的对象。西汉张骞通西域，极大地促进了汉王朝对中亚西亚地区文化的交流互鉴，丰富了汉文化的面貌。唐代更是将包容性发挥到极致。在唐王朝的宫廷乐舞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舞蹈，如高丽乐、天竺乐、龟兹乐等。唐王朝的开放包容体现在各个方面。在唐朝，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来到长安。2004年在西安出土的日本第十次遣唐使井真成的墓碑就是例证；还有中亚的粟特人曾在唐长安城经商做官；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唐三彩俑中胡人牵骆驼的形象。唐代，从西亚等地区引进种植的水果、蔬菜、香料等更是数不胜数。由此可见，包容性确实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突出特性。
和平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纵观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虽然也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年代，但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从未依仗强大的武力大肆进行领土扩张。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以和为贵”的理念始终渗透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文化基因存在，所以即便在非常强大的汉王朝和唐王朝等时期，中华民族也并未通过军事扩张手段来扩充自己的领土和势力范围，而是实行睦邻友好的政策，通过羁縻政策来经略王朝直接控制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就是通过册封的方式来承认各地酋帅对自己势力范围的控制。在《后汉书》和《三国志》中可以看到，东汉和魏国的皇帝册封日本列岛九州北部的倭奴国王和倭国女王，并赏赐丝绸、铜镜等大量物品的记载。在日本九州北部福冈县志贺岛出土了东汉皇帝赏赐给“汉委奴国王”的龟钮金印，与古代文献记载恰相吻合。以日本古坟时代(公元三至七世纪)的关西地区为中心，豪族墓葬中往往都出土有中国风格的铜镜，与《三国志》记载的魏国皇帝赏赐给倭女王卑弥呼铜镜百枚的记载相吻合。
这种方式被广泛用于处理我国古代王朝与周邻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对于那些实力比较强大的部族集团，往往秉持以和为贵的方略，采取加强交流的方式。著名的昭君出塞就是汉王朝采取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这一政策成为历朝历代的重要外交手段，对于维持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北方游牧民族对汉地生产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制品的需求，通过开通茶马互市的方式互通有无，以尽量避免其采取抢夺的方式获取这些必要的生活物资。传为佳话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结亲也是唐王朝和吐蕃睦邻友好的实证。在陕西唐章怀太子墓的壁画中，可以看到来自外国的使臣向唐朝皇帝朝贡觐见的场面。正是由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和平性，使中华民族避免了很多本有可能爆发的战争，减少了战争给民众带来的痛苦。
长城的兴建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战国时期，燕齐赵楚等国纷纷建造长城，以防御其他诸侯国的进攻。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是出于防御游牧民族入侵的考虑。明代隆庆和议之后，长城沿线出现“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凭靠长城的坚强护卫，遏制了游牧民族军事上的侵扰，农、牧民族在长期和平交往中彼此增进感情，消除隔阂，在思想文化、生活习俗上也互相融合。
丝绸之路更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生动写照，处于当时领先地位的汉朝，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打通了交通贸易的通道，推进了东西方的互利合作。后来汉武帝派飞将军李广镇守丝路重镇，也是为了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商贸往来的顺畅。明代郑和下西洋，也是出于开通海上丝绸之路的目的，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国家的友好关系。在东非肯尼亚东部沿海地区曾发现中国风格的瓷器和自称祖先是跟随郑和船队而来的华人后裔。在南海多次发现的沉船中可以看到，船内主要的货物都是瓷器等生活用品，足见海上丝绸之路是友好之路、和平之路、贸易之路。
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文明这五个特性之间是密切联系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互为因果的。比如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连续性，5000多年绵延不断，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创新性使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涌现无数创新成果，同时并不满足于对外来先进文化因素的模仿，而是在积极吸收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正是由于中华文明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使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从5000多年前满天星斗式的各区域文明起源形成发展，成为不断巩固发展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包容性，使我们在几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绝大部分时段内，保持着开放的姿态，积极吸收其他先进文明的先进因素，从而使中华文明的内涵不断丰富，始终保持活力。中华文明具有的和平性使我们一直秉持与周邻国家友好相处的睦邻政策，世界大同的理想一直是中华先民的最高理想。这些共同促成中华文明绵延不断、日益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