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该门诊医生覃艳华的接诊记录里，不少成年人曾辗转于学习困难、儿童心理科等就医，之后才转诊过来。

　　这是一个怎样的门诊？“成人多动症”群体有哪些症状？本报记者走访发现，与隐藏的庞大患者人群相比，确诊人数或是冰山一角。

　　不少成年人从儿科转来

　　一年半接诊近千人，约20%被确诊

　　7月19日下午，在浙大邵逸夫医院5楼D区的“成人多动症”门诊，经过问诊、检查后，28岁的小伙王成(化名)被确诊为“成人多动症”。

　　“做完一个带认知任务的脑电图，医生一看报告就说，我的大脑和普通人不一样。”王成需要在电脑整屏的数字中划掉3，一分神他就划成了8，或是看漏了，这对注意力涣散的人来说很难办到。

　　从小到大，老师和家长对王成的评语都是——“上课开小差”“丢三落四”“上课爱插话”。王成的妈妈之前一直认为“儿子脑子少根筋”，但她不知道这也是一种病，“王成穿鞋去上学，不会注意到两只鞋子穿得不一样，而且会把校服搞丢。”平时家人让王成出门顺带把垃圾扔了，他没有一次记得，后来大家就不再叮嘱他了。

　　45岁的沈伟(化名)目前是覃艳华确诊年龄最大的患者。沈伟的两个孩子在浙大附属儿童医院确诊为“儿童多动症”，对照病症他发现自己也蛮吻合，就在儿科医生推荐下来到“成人多动症”门诊就诊。

　　“多动症遗传度达70%~80%，很多成年人因为自家孩子被确诊‘儿童多动症’，才意识到自己可能也患有多动症。”覃艳华介绍，患者其实在生活中能觉察到异常，但很少人了解“成人多动症”，更不知道应该去哪里看病。

　　截至目前，浙大邵逸夫医院“成人多动症”门诊开设不到一年半，覃艳华已接诊近千人，其中约20%被确诊。数据显示，就诊者年龄在20岁到45岁不等，30岁左右的人占大多数。

　　很多患者这样描述自己，“做事拖拉”“注意力不集中、丢三落四”“经常打断别人对话，在问题未讲完时就抢先回答”……

　　由于此前没找到合适诊室，不少患者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曾去儿科多动症关联的学习困难门诊、儿童心理行为门诊等就诊。

　　诊断《快3最新下载》是一个复杂过程

　　国外方法不一，国内目前无就诊指南

　　现场多名“成人多动症”患者家长反映，回顾孩子成长经历，家人得在他身上“放120个心眼”，因为孩子会干出很多不靠谱的事情，“跟他讲话，他左耳听进去，右耳就出去了”“忘记手机，忘记钥匙，忘记门禁卡，经常忘记事情……”

　　一位女病人描述：“我的注意力是分散的，就像近视一样不能聚焦，看东西是模糊的。治疗药物就如同给了我一副眼镜，能让我集中注意力到具体事物上。”

　　不过“成人多动症”复诊者沈杰(化名)觉得，服药一年多后尽管好转很多，仍旧无法完成排会议日程表之类的流程性事务，“对我来说，无论吃多少药，这都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沈杰决定回国就医，源于他在日本留学毕业后一次失败的求职经历。整场面试，沈杰每时每刻都想逃离，“当时大家都穿着西装正襟危坐。我觉得非常烦躁不安，过了一分钟感觉像过了半个小时一样。当时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成人多动症”在日本被称为“读不懂的空气”，在中国可以理解为“情商低”。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插话，这对“成人多动症”患者来说很难辨别。

　　“包括‘成人多动症’在内的精神科疾病，都要经过一个复杂多重的评估，明确都不符合其他疾病，排除后才考虑是精神科疾病。”覃艳华向记者介绍，“成人多动症”问病史都至少要从小说起，诊断是一个复杂过程，也是所有精神疾病面临的一个挑战。

　　“中国目前对‘成人多动症’没有就诊指南，美国也没有官方推荐的就诊指南，英国和德国的就诊指南会把药物放在比较前的位置。”覃艳华介绍，目前针对“成人多动症”的治疗方法相对简单，她会给生活受较大影响的病人做一些药物治疗，再结合行为治疗和心理治疗。如果对生活影响不大的患者，会偏向于做行为治疗。

　　一个被忽视的“另类群体”

　　浙江或有118万名“成人多动症”患者

　　与大众所熟知的“儿童多动症”相比，“成人多动症”并不被广泛认识。

　　2022年3月，浙大邵逸夫医院开设“成人多动症”门诊时，首月只挂出了两个号，其中一个病人还是该院职工。不过门诊开设不到半年，预约挂号就得排到20天后。目前，浙江仅有这一家“成人多动症”专病门诊，这样的门诊在全国也并不多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流行病学的调查数据，“成人多动症”平均患病率2.8%，高收入群体为3.6%，中收入群体为3.0%，低收入群体为1.4%。根据相关数据推算，“成人多动症”至少影响我国2520万人，浙江省则可能有118万名“成人多动症”患者。

　　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浙大邵逸夫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陈炜告诉记者，确诊病人与隐性病人数量相比不足一个零头，这是一群需要被自己、社会关注的群体。

　　有研究认为“成人多动症”和遗传、环境有关，但目前该病仍旧是一个医学难题，成因和治疗都还没有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