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后我不大受某些领导赏识，同事张弦对我说：“你就干点自己愿意干的，不耽误编辑工作就好。”我很赞同“知人论世”的古训，便开始一系列的“圈里人”访谈。

　　首先是已经比较熟的王迪。他有趣的一段回忆是他刚刚出道不久的故事：“参加一场演唱会，请了个香港的女歌星唱《好大的风》，结果一天都给她合乐，把我们晒在那儿，直到晚上。结果有一半演员没试音响就演出了。我在后台急了，拿起大椅子冲着桌子上的饭盒、啤酒瓶子横着就抡过去了。”

　　而谈到音乐理念，他的话对我颇有影响：“‘西北风’的成功是上一代人的成功，学生在那时不重要了。流行乐应当是学生的，应当以都市青年人的口味作为标准，这样才会有助于流行乐的发展。因为他们要求变化，要求新的东西。而中国现在恰恰缺乏这一点。”

　　前文曾提到1987年底的通俗音乐会议上请他讲摇滚乐，他却大讲哲学。原来他是来北京后就热衷于哲学特别是阳明心学。他当年的体会就是“心大于宇宙，形渺于自身，乃身既为宇宙所控，然宇宙又必被心所动。”

　　7月，我采访了王晓芳。她是北京第一支女子摇滚乐队“眼镜蛇”的发起人。有意思的是谈到她因“走穴”时代自己打鼓自己唱歌有了调到中国广播文工团的机会，居然最后是时任广电部长的艾知生特批招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作者曹火星先生特准天津歌舞团放人。

　　同月，采访了蔚华。

　　蔚华是军队子弟，她对自己如此定性：“我是狗的思维——单一性的，特纯。说学外语，我就玩命逮住它。我有个目标，我要往前走。旁的东西我不怎么爱管。我绝对不崇洋媚外，我只是觉得这东西就应该是我的，我觉得这东西我就有。”

　　8月2号采访老侯，老侯给我系《365买球官方网站》统谈了他的音乐观。

　　金：你的东西与中国的摇滚乐有没有关系？

　　侯：有两个表面上的差别。第一它不是愤怒的、批判的。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差别。第二它不是精明的，它是傻的。这是可以直接感受到的。在内容上也是一样，我追求有劲的东西，而真正有劲的东西是含而不露的。

　　老侯作品《我爱你中国》就很好地表达了他的这种创作理念。

　　9月采访了《乡恋》的作者张丕基先生。我提到他是否曾受到早期流行音乐影响。他告诉我：

　　我接触的音乐首先是救亡歌曲，而救亡歌曲大多来自上海，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流行歌曲，所以当时周璇、李莉华的歌曲唱片我家、我姨家都不少，我都听过。我非常喜欢陈歌辛的东西，也喜欢贺绿汀的《秋水伊人》、黎锦晖的《可怜的秋香》等等。我觉得，不管你怎么样评价这些作品，它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东西。艺术有几种功能，不能让它仅限于一种功能上。

　　10月采访了王酩先生：

　　写《妹妹找哥泪花流》的时候就是要写出这个特定环境中的人物的情感，写《绒花》就是用反衬的方法，在痛苦的表情后是非常美妙的音乐构成反色彩。我很多作品前后素材不同也不是在一个地方写的，但是在同一个感情色彩中、同一个形象、同一个调式中完成的。

　　我不追求表面上的美，因为过去我们已经写得太多了，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的流行歌曲也是表面上的东西太多了，而心灵深处的东西太少了。

　　11月份，采访了刚刚因与李谷一对簿公堂而备受争议的韦唯。她也同样重视和刘欢操办的那场义演：

　　我为自己骄傲：我这一生有真正难忘的事情了。而且确实用自己的力量做事情了，做了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我挺烦个人交钱的事，一万两万能有多少，这样动员了社会的力量大家运动起来一下就一千六百万，比个人强多了。而且在搞这个活动的当中我也想到：这也给大众了解文艺界的人品的一个机会。

　　这些持续性的访谈也给了我了解音乐人的机会，今日回首，受益匪浅。

　　202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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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继续提供普遍援助比定向援助要容易得多。英国政 ❧府目前正在考虑的一种替代方案是 ➧，继续提供普遍的能源支持，但力 ♉度要小于现有的计划，同时针对能源密集型行业等脆弱部门提供更多 ♎支持。

　　本报记者 赵尚志 【编辑:马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