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庆

　　写托马斯·曼，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

　　如果从作家的“八卦史”来写，那托马斯·曼与他的家族可以提供无数的八卦材料，譬如说托马斯·曼两个妹妹相继自杀，他的两个大孩子埃丽卡和克劳斯放荡不羁的生活，他与同为作家的哥哥海因里希微妙的兄弟关系……这些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去收集材料，一一捋清人物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用“揭秘”的兴奋口吻去告诉大家“你看看世界级大作家的家庭这么混乱”。

　　用虚构的体裁去写一个真实的人

　　这里有必要再去展开说“难”，以及托宾如何去应对。

　　托马斯·曼是真实的人，要想了解他，可以读他的人物传记，也可以读他写的文字以及他亲人、朋友撰写的回忆录。托宾研究托马斯·曼，前面提到这些自然都是好好研读过的。但要用小说这种虚构的体裁去写一个真实的人，那真实与虚构的尺度如何去把握？是要亦步亦趋地按照现实中的托马斯·曼来写他，没有材料佐证的细节绝不瞎写，如此会不会太过死板？还是胆子更大一点，不拘泥于史料的限制，更自由任性地在现实的基础上发挥，这样也可能会招致“太过离谱”的批评。托宾从2005年开始研究这本小说，花了15年的时间去吸收所有现有的材料，然后再去看允许他虚构的空间有多大。其难度可想而知。

　　托宾在给读者写的信中如此说道：“我在一九九六年为三部托马斯·曼的传记写了评论。我了解他的作品，但在读这些传记以及曼的日记之前，我对他的个人生活知之甚少。我发现他一直在思考一种他得不到的性生活。托马斯·曼在他所处的时代是最有名望的德国人，也是六个孩子的父亲。一九一二年《死于威尼斯》出版时，没有人想到它来自真实的欲望和真实的事件，那发生在前一年他和妻子的威尼斯之行时。”托宾通过阅读曼的妻子卡提娅所写的回忆录发现，“她回忆了一九一一年旅居威尼斯期间，曼对酒店中一个客人的痴迷之情，她明确写道，她的丈夫‘把他从这个迷人的男孩身上得来的愉悦感，转移给了阿申巴赫(小说主人公)，并将之风格化为强烈的情感。’”

　　可以说，这是一道人性的裂缝。托宾是何其敏锐的作家，他意识到这次是进入托马斯·曼内心世界的绝佳机会。这样一位严肃庄严的大师，如同一座巍峨坚固的城堡，平日戒备森严，闲人免进，这时卡提娅偷偷开了一扇小门让托宾进来。

　　“将心比心”和创造一种幻觉

　　进去后，托宾也遇到了困难，毕竟托马斯·曼不会那么轻易地把自己袒露给外人，也没有多少文字材料来帮衬。此时就到了需要托宾“虚构”的时刻了，“正如曼把他的生活运用到小说中，我也把我所了解的威尼斯的地点运用到我笔下的曼家夫妇之旅中。我把他们放在圣方济会荣耀圣母教堂中，观赏提香的《圣母升天图》，然后带他们去斯拉夫的圣乔治会堂，那里挂着卡尔帕乔的画。我让曼站在我站过的空间里。我用切实的回忆来支撑写作。”

　　这里我们会发现托宾并不要像传记作家一板一眼地完全忠实地复原传主的经历，而是要“将心比心”——我用自己切实的经验来去理解你的人生。但是托宾是托宾，托马斯·曼是托马斯·曼，这是两个完全不同时代的人，你如何能保证你写的就是真实的托马斯·曼呢？我认为托宾并不想去保证，他就是要写一个“托宾化”的托马斯·曼。

　　“托宾化”是如何在写作技艺层面实现的呢？托宾说《明昇体育》得也很明白，“我认为我的责任是创造一种幻觉，即让读者觉得自己从托马斯·曼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所有的事物都从他的角度来感知。这是主要任务，要保持这个视角。我尽可能地按照他的传记所概述的轨迹去写。我尝试了各种系统，包括很多闪回，但后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读者(和曼)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每个事件似乎都不是模式的一部分，而几乎是一个惊喜。”

　　概言之，托宾采用了限知视角。这样写会让读者与人物之间有一种“亲密”的联结。另外在结构上，与《大师》不同的是，采用了纪年体，以托马斯的人生时间节点为叙事单位，背景跨越半个世纪，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成为当时最成功的小说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逃离德国，前往瑞士、法国，再到达美国，最后结束于苏黎世以南的基尔希贝格。这是何其复杂动荡的人生图景，托宾却能够在保证交代清楚托马斯·曼及其家族的人生事迹之时，还能将“托宾化”进行到底，一个复杂深沉的人物如此鲜活地留在了读者的心中。

　　“摇摇晃晃的人”

　　“托宾化”的托马斯·曼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泰晤士报》曾如此评价，“《魔术师》不是传记，而是一部艺术作品，是对一个变革世纪的情感反思，聚焦了一个努力站稳脚跟但被变革之风吹得摇摇晃晃的人。”“摇摇晃晃的人”，非常精准地点出了托马斯·曼的人生。他总是对那些俊美的男人遐想翩翩，却是六个孩子的父亲，一辈子在牢固的婚姻生活之中。

　　他不是一个好的预言家，身处时代中，他看不清未来的方向在哪里，反而总是心存侥幸，结果他流亡了一辈子，从德国到美国，再到瑞士；他是公众人物，却很少公开表态，反倒是他的哥哥、孩子们，总是无比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过反讽的是，他的哥哥、孩子们结果都需要靠他来救济)。

　　作为当时德国最重要的作家，有一段时间他始终没有明确站出来反对邪恶透顶的纳粹，这在他的儿女眼中看来是不可理解的。托宾此时写道托马斯·曼如此想：“他们不理解怯懦。对他们而言，只有透彻……这个时代的透彻只属于少数勇士。对其余人而言，这个时代只有混乱。”怯懦有错吗？说到底，为什么只想好好待在书房里写作都这么难？这既可以说是托马斯·曼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幸与不幸，对作家来说都是滋养，正如托宾所言：“我认为失落滋养了他的作品。首先，他离开了他的出生地吕贝克，这种失落带给了他《布登勃洛克一家》。后来，《魔山》则来自于一种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失落。然后，由于失去了德国，他写出了《浮士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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