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12日电 题：刘香成：用摄影记录时代中国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徐鹏远

　　讲话时，刘香成的目光有时会牢固地聚焦在交谈者的双眼上，涓滴不遗地输送着他想表现出的友善与诚恳，有时则会出神地转向失焦的远方，仿佛正在穿越重重迷雾，搜寻某个湮没其中的遥远时刻。

　　很多年里，正是凭靠这样的两副目光，他背着相机游走四方，敏感却又精准地按下快门，将一张张具体而鲜活的面孔和一个个稍纵即逝的历史现场定格成永恒。

　　中国是一种尚待阐明的爱

　　留驻在菲林上的曝光，给刘香成带来显赫声名，其中最为响亮的莫过于“首位普利策新闻奖华人获得者”。

　　刘香成一直认为，新闻只是生活里的一小部分，但生活的方方面面又都是新闻。作为摄影记者，需对整体环境保持敏感，用一张张图片的叠加来讲述更大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讲述必须跟观者发生情感联结，否则“没有情感的那种画面，只是一种记录”。

　　刘香成的这种理念，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基恩·米利的启《澳洲幸运开奖网页》蒙。1972年，行将从亨特学院毕业的刘香成，拍摄了一组纽约街头的边缘人群，吸引了这位《生活》杂志的摄影师。那个时代，这个阿尔巴尼亚人是最伟大的视觉艺术家之一，他与毕加索合作的“光绘”系列，极大扩展了人们对于图像的想象与理解。

　　在基恩·米利的邀请下，刘香成进入《生活》实习。米利告诉刘香成：一张好的摄影是可以阅读的，它有一种信息的持久性，能让观者不断在其中找到共情和对话。

　　有时，米利会把老朋友布列松的照片拿出来品评。法国人布列松和他的学生马克·吕布，创作了广为人知的有关现代中国的影像。一开始，刘香成对他们镜头里的中国很有兴趣，但后来发现他们都有一种法国人看世界的眼光，而且是一个法国布尔乔亚的眼光。由此，一个念头在他心底萌生，他想回中国看看。他上次回中国还是1969年高中毕业时去广州看姐姐。

　　1976年9月，拿着《时代》周刊的委任状，刘香成抵达广州。他看到街边晨练的老人，举起相机，按下了对准母国的第一次快门。1979年，他接受了美联社的雇用，成为中美建交后第一个驻华摄影记者，正式在北京驻扎下来。

　　刘香成努力地打量着周遭一切。他的镜头里有举着可口可乐的军大衣男孩，有公园里打扮时髦的青年，有穿上西装婚纱结婚的新人，有从巨幅广告底下走过的路人……也有在火车上拎着啤酒的尼克松，在长安街上骑自行车的基辛格，为中央乐团合唱团指挥《欢乐颂》的小泽征尔……

　　据说，1979到1981年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65%的图片都来自刘香成。面对巨大而又细微的变化，他似乎有着优于任何人的把握能力。时任《明镜》周刊北京分社社长的蒂奇亚诺·坦尚尼，后来这样形容刘香成：“对刘来说，中国不只是一个值得发现的真相，更是一种尚待阐明的爱。”

　　1983年离开中国时，他从自己7年的作品中挑选了96张作为总结，交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美国著名媒体人理查德·伯恩斯坦在序言中称：“这本摄影集里的图像，将比任何其他来源都能够更深地触及我们的认识。”

　　不要走入狭窄的道路

　　20世纪90年代初，刘香成在巴黎读到了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赛珍珠的导言打动了他：“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

　　刘香成想做的也是这样的事。在福州度过童年，在香港完成成长，在美国求学与工作，以及此后不停游走世界观察，他意识到中西之间不仅存在一条文化的鸿沟，也长期缺失真实互信的沟通与认知。他要以自己的力量搭建一座桥梁，摄影是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

　　1995年，刘香成回到北京，成为时代华纳集团的北京首席代表，促成了财富全球论坛在上海举办。在刘香成看来，之前自己用图像的叙述传递信息，那几年则是在构筑传递信息的平台，本质上都是在推动一种交流的可能性。

　　刘香成从来不是一个在框架内行走的人。他对重大时刻的把握和日常生活的捕捉深入人心，并不意味着作品里只有严肃场面与平凡面孔。他拍名人肖像，周有光、丁玲、艾青、曹禺、吴祖光等都在他的镜头中出现。

　　他因此与许多前辈结了忘年交。30岁生日那天，新凤霞画了一幅桃子给他，侯宝林送来自己的字，黄永玉教他怎么吃大闸蟹。1983年，他在太和殿的广场上给76岁的溥杰照相，傍晚的紫禁城，这位末代皇帝的胞弟讲述起儿时的故事，最后溥杰给他也照了一张相。“这是我一生中觉得特别荣幸的机会。”

　　同辈或晚辈，刘香成也拍。从20世纪90年代的阿城、张艺谋、陈凯歌、巩俐，到近些年的蔡国强、周迅、窦靖童、毕赣……他总能用真诚的眼神卸下对方的防备，展现出他们在聚光灯外，自然放松的一面。

　　有人批评他背离了新闻摄影的理想，放弃了对时代现场的记录。对此，他丝毫不认同，他最感兴趣的始终是从人文的角度观察整个社会。“很多摄影师一天到晚都在纠缠，什么是新闻摄影，什么是纪实摄影，什么是人文摄影，什么是艺术摄影……他忘记了他是在搞摄影。”于他而言，那些人走入镜头之中并不因为他们特别的身份或耀眼的名气，而是中国时代进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个体形象。

　　归根结底，“摄影是一个跟人打交道的事情”，刘香成说。

　　一滴水有什么用？

　　2001年北京奥组委宣布成立，刘香成受邀成为顾问之一，他选择使用镜头语言讲述中国的成长故事，只不过这次主讲人不再只是他自己。他广泛寻找、收集图片，经过大量筛选，88位摄影师的上千幅作品最终被编辑成《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一本424页的厚重影集。

　　这是一次成功尝试。以往，刘香成觉得在许多出版的摄影书籍里，看不到一个他所认识的中国，现在这件事可以自己来做。“历史有很具体一幅幅的画面，除了它的文献价值以外，也是一个观点表述。单张的图片当然有它的力量，而当你把所有沉淀下来的时候，会看到一个更大的故事。”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他推出了自己和妻子编著的影集《上海：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通过珍贵的历史照片、世界私人收藏以及杰出摄影师的作品，讲述了现代上海如何塑造而成的故事。2011年辛亥百年，他又编著了《壹玖壹壹：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描绘出1850-1928年间中国的视觉图景，为此他遍访世界各地的公共展馆和私人藏品。

　　2014年，刘香成创办了上海摄影艺术中心。他说，在纽约时，第五大道的国际摄影中心曾让自己深切感受到摄影的力量，他想将世界各地风格各异的作品也带到中国来。

　　他还想做“一带一路”的主题。在他看来，这是现代中国第一次真正有规模地走出去，中国会如何在文化上与不同的国家对接，与不同文化的接触又会产生怎样的画面，都将成为21世纪人类的重要经验和历史。

　　他不确定自己的体力能不能跟得上。“我72岁了，当然不可以拿着100斤的设备到处去跑。”他希望能够带动和联合更多人参与。

　　50年前刚去美国时，刘香成读了很多汉学家的著作。他清楚地记得，在一本名叫《The Burning Forest》(《燃烧的森林》)的书中，比利时学者西蒙·莱斯用宋朝的一张画对中国知识分子做出概括：“一个树林着火了，几只鸟飞到溪里衔水，然后飞回去拿这口水救火。”从前，在这幅画中，刘香成能看到父亲的身影。如今，他自己也开始做起了相似的事。

　　“一滴水有什么用呢？但是这个行为很重要。”刘香成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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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久保带人 【编辑:公孙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