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在海外医药公司有十多年神经领域经验的吴博士辞掉了工作，从美国来到杭州医药港，开始了创业生涯。

　　他有一张漂亮的履历，在大集团公司搞过科研，也在小初创公司带过团队，且不乏商业认知。放弃在海外多年的积累，回到国内面对商业上的种种未知，既需要巨大的信心，也依赖足够的勇气。

　　从6月落地，到8月创立嘉因生物，吴博士仅接触了五位投资人，10月，公司首轮融资就超过了1000万美元。相比国外，国内基因治疗在研究上稍逊一筹，商业应用上更是几乎空白。考虑到国内基因治疗领域药物的高昂费用，一旦能够实现低成本应用，无论是商业价值还是社会价值都难以估量。

　　提及杭州，出场率最高的要么是以西湖为代表的湖光山色，要么是以电商为代表的互联网黄金年代。但事实上，无论是制造业还是高新科技产业，杭州的底子都不算弱。杭州的IC设计销售规模常年稳居全国前五，截至2021年7月，当地179家A股上市公司里，三分之二是制造业企业。

　　关于城市发展有过无数研究与学说，但有一个道理是相通的：一个城市的起落浮沉，总是与其产业的兴衰紧紧绑定。

　　而如何吸引一个产业，如何做大一个产业，如何留下一个产业，却是城市治理中最复杂最深奥的难题之一。它的答案既隐藏在红头文件的字里行间，又闪烁在写字楼里的一个个格子间，有时在车水马龙的城际干道，有时又在城市郊野的无尘车间。

　　伴随过去几年生物医药、芯片设计、云计算等产业的纷纷崛起，杭州交上了一张优秀的答卷。

　　　　01

　　　　产业的转折

　　关于杭州，惯常人之中往往会有一个巨大错觉：杭州没有制造业。

　　事实上，早在1984年，杭州的工业产值就跻身全国前十，依靠的是以杭钢、杭玻、杭重机等一批“杭字辈”大型工业企业。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是一片被政策忽略的土地，依靠自下而上的商品经济，浙江发展出了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小商品经济。比如嵊州的领带、湖州的童装、诸暨的袜子，随便拎出来一个可能就是全球产值三分之一的占比。

　　但从产业视角看，小商品经济产业链短、附加值低，本质上就是赚个人力成本的差价；“杭字辈”们虽然撑起了杭州的工业底子，但一是核心的设备和工艺依赖技术转移，二是高能耗重污染，早晚得成为腾笼换鸟的对象。

　　所以，杭州并非没有制造业，而是制造业有规模，但缺少硬实力。

　　由于“杭字辈”的高能耗，杭州还出现过“保西湖还是保工业”的争论。根源在于杭州主城区面积小，最终解决的办法是把城市向外扩展，让厂房建得离西湖远一点。

　　体现在世纪之交的红头文件上，就是五大发展战略中的“工业兴市”和“环境立市”。

　　但搬离厂房并不能改变杭州工业彼时缺乏核心技术的问题，后来阿里巴巴依托杭州的成功，既是原杭州市委书记口中“广种薄收的产物”[1]，但互联网产业的光芒也一定程度上容易让人忽视杭州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

　　中美贸易摩擦给全国人民普及了产业升级的必要性，也让杭州进一步审视了自己的产业结构，注意到了在先进制造方面的提升空间。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上(53家)，前三批名单公布时，杭州在全国仅排第17位，是上海的五分之一。

　　抓住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带动产业升级，成为杭州的核心目标之一。

　　但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产业升级对企业而言是一次长周期重投入的冒险，对地方政府而言，也意味着需要对旧有路径依赖进行创新。

　　提及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经典路径是借助财税、土地等政策倾斜，将产业龙头的成熟产线复刻至当地。对于汽车生产、电子加工这类领域来说，给政策、给补贴，把成熟产能平移到当地，对利税和就业的带动立竿见影。但对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来说，却很难适用。

　　最典型的是新能源车。新能源车固然是一张烫金的产业升级名片，但新品牌往往从创立到量产既需要漫长的成长周期，又依赖上下游供应链的配套，其间风险敞口不可谓不大。过去几年，许多地方政府在新能源车上屡屡翻车，更是闹出过被水氢汽车骗得团团转的笑话。

　　究其原因，新兴产业虽然附加值高，但大多需要动辄三五年的成长期，期间既要面对公司扩张中的治理问题，又要应付竞争对手和市场的不确定性。而对地方政府来说，拿着纳税人的钱押注新兴产业，既需要魄力，也需要耐心。

　　2021年3月，杭州创新基金启动，年底累计完成组建规模444.44亿元。今年上半年与红杉中国的合作落地于城西科创大走廊，将选择处于早期、成长期等不同阶段的科创型企业《彩客网软件APP》作为投资重点

　　这个创新基金是一个“基金集群”，由行业母基金、子基金和专项子基金构成。母基金不仅可以投资项目，也可以投资基金；与红杉的合作，属于子基金；专项子基金主要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环节，针对杭州的重大产业项目，进行一对一的投资。

　　与红杉中国的合作，标志着杭州创新基金离千亿“小目标”更近了一步[6]。

　　归根结底，对新兴产业的扶持，不仅是对企业家的考验，对肩负转型升级重任的地方政府来说，也是一次既需要谨慎规划，又依赖大胆下注的大考。

　　杭州的实践已卓有成效：2021年，杭州工业经济实现2015年以来最高增速，规上工业增加值4100亿元，同比增长10.6%[2]。近十年，高端制造业年均增长都达到了10%以上[3]。2022年，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名单公布，杭州155家企业入围，创下新高。

　　事实证明，当舆论热衷于讨论杭州的房价和网红的时候，杭州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押注，都陆陆续续步入了收获期。

　　　　02

　　　　顶层设计

　　上世纪90年代，娃哈哈在杭州起步，宗庆后一度因产能紧俏焦虑不已，时任杭州市委办公厅主任来到厂房考察，在目睹了热火朝天的忙活和门外排队等着运货的卡车后，拍板支持只有130人的娃哈哈并购2000多人的国企罐头食品厂。

　　这种企业家遇到问题，政府官员亲力亲为的图景，是90年代水大鱼大的典型场景，而这种景象如今依然在杭州复刻着。

　　坐落在钱塘区的奥泰生物，其中一项业务是抗原自检试剂，是这个领域里不折不扣的隐形冠军，90%的产品出口海外各地。然而疫情期间，药监局的第一批白名单里，却没有奥泰的名字。

　　当时，奥泰联系了医药港，提出自己有为抗疫出力的意愿，也有相应的技术能力。医药港第一时间联系到国家药监局，药监局则在第二周立马来到现场核验，通宵查看生产标准。没多久，奥泰的抗原检测试剂盒就进入了药监局的白名单。

　　在电商领域专注品牌全案服务的蚊子会，创立初期通过“出版”刊物的形式普及行业知识。不过，当时的书籍刊物都是免费赠送，因为公司不具备刊号。2017年，时任杭州发展研究会副会长造访蚊子会后印象颇深，特意撰写了一篇名为《“蚊子会”：一个公司的前世、今生和未来》的文章，把蚊子会形容成是“一个人的出版社”。

　　文章引起的反响热烈，而当地政府在了解情况后，立马着手帮蚊子会引荐了浙江人民出版社进行合作。从此之后，这个“一个人的出版社”也开启了专业、规范的“三审三校”流程。

　　另一家脱胎于浙大光电学院的AI公司竺星科技，创办于2019年。竺星科技团队研发的“运动空间数字化”技术，以非接触、免穿戴的形式，采集运动员在场上的数据，既能对比赛进行分析，也可以生成个性化的球员卡。

　　浙大的校园为团队创业初期提供了浓郁的创业氛围，不仅有各式各样的科技展会，还不断有校友回来分享经验。走出校园，落户余杭区，竺星科技随即感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关怀。

　　对当时只有十多个人的团队而言，余杭区600万研发经费的支持在当时资本的寒冬里可谓雪中送炭。竺星的故事，是未来科技城乃至杭州的一个缩影：当地政府总是在挖掘和帮助有潜力的企业。

　　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科技城提供了一个与校园“乌托邦”氛围相当的环境。用竺星创始团队之一的黄文斌博士的话来说：“杭州就是比较敢试，无论是母校，还是政府，他们都愿意相信和培养我们这样一个初创团队。”

　　不过，“亲临一线的扶持”并不足以概括政府营造优渥营商环境的全貌。事实上，高新产业集群趋势明显的当下，也对顶层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有杭州市领导曾这样表述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的核心战略应该是环境立市战略。换句话说，就是地方政府的核心任务是打造一个一流的环境，因为只有一流的环境，才能吸引一流的人才，创办一流的企业。而企业怎么办，交给人才发挥就行。

　　这个观点是对阿里巴巴成功的一种经验总结，但对于如今成集群化的新兴产业而言，也未尝不贴切。

　　无论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还是大数据、芯片，这类产业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一是人才密度极高，一家公司动辄一半人都有博士学位；二是产业链环节高度细分，以芯片为例，从上游的设备/材料，到中游的设计/制造/封测，再到下游AI、电子产品等应用场景，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才规模和资本开支。

　　仅仅一个芯片产业，既有上下游的紧密连接，又有每个环节大量的技术开发投入，需要的远远不是官员的一次力排众议，而是一个关于营商环境打造的顶层设计。

　　对此，杭州给出的思路是“链长制”。通俗来说就是为一个产业匹配相应的产业链和政策，以及从源头上负责的一位政府官员。官方出台了《杭州市产业链链长制实施方案》，点明了智能物联、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和绿色能源五大生态圈。

　　而政府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是产业层面的配套政策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是企业行政事务上的便利服务。企业发展的好不好，交由市场化的竞争去解决，政府既不是教练员，也不是裁判员，而是服务员。

　　在“卡脖子”重灾区半导体产业，坐落在西湖区云谷小镇的平头哥半导体公司，率先介入RISC-V架构，推动RISC-V架构在国内物联网芯片取得领导地位，出货量突破100亿颗，与ARM和X86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今年8月，平头哥发布首个高性能RISC-V芯片平台“无剑600”及SoC原型“曳影1520”，首次兼容龙蜥Linux操作系统并成功运行LibreOffice，刷新全球RISC-V一系列纪录。如果说RISC-V过去多用于中低端IoT市场，这次填补了高性能领域的空白。

　　在政府有意的布局下，杭州集成电路呈现出了“高新聚”的特征。“高”指的是产业高速增长：2021年，杭州集成电路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13.5亿元，同比增长25.7%，总量是2015年的2.5倍；“新”是创新活力迸发：维尔科技、华澜微等30多家企业参与了行业标准制定，300多家企业拥有授权专利；“聚”则是产业聚集的版图清晰。

　　医药港也体现出了政府的这种集聚高新产业，并提供专业配套和服务的思路。

　　疫情焦灼时，抗原试剂的需求一时大增，上游的一种膜状辅料供不应求。这种辅料过去都是从德国进口，但当时价格一涨再涨，进口也多有不便。

　　企业在全省范围内搜寻辅料，终于在绍兴找到了替代方。医药港的相关负责人直接和企业一起跑到绍兴，希望对方能增加生产线，向奥泰生物供给所需辅料。在几次合作后，这家公司甚至愿意直接搬到杭州来落户安家。

　　放到城市和产业的语境里，这些案例各有各的可取之处，但在本质上传递出的经验是一致的：高新产业的繁荣依赖的不再是英雄企业家的豪情一掷，而是无数研发一线的工程师一天一天累计的微小进步的厚积薄发。

　　因此，政府层面的规划，既要有把控全局的思维和前瞻，又要懂得如何在细节上嘘寒问暖。

　　　　03

　　　　永无止境的创新

　　奥泰生物的副总郑孝君这样评价在杭州创业的感受：“如果创业者在杭州呆的时间足够长，我相信他不太会离开杭州”。

　　郑孝君是技术出身，谈论杭州的言语中少了几分浪漫，但却也可以从这样直白的一锤定音中，听出对杭州的偏爱。对很多初创公司而言，杭州的吸引力也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

　　浓郁深厚的创新基因：这一点不仅体现不断有创业者挑战新产业，同时也体现在政府营造的开明环境里。

　　开明包容的城市氛围：用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人间杭州》一书中的话来说，杭州是一个“没有拒绝人格”的城市，愿意尝试任何新鲜事物。于是，从电商到医药和半导体，新兴产业不断在杭州生根发芽。

　　能提供归属感的家园：无论是有一些资历的80后，还是前来冒险的95后，都可以在杭州找到归属感。它可能来自产业园区里灯火通明的科研大楼，可能是带货声此起彼伏的丽晶国际中心里的一户loft，也可能是符合心意的餐馆、景观甚至夜店——在潮流的电音夜店，花5000元就可以把你的名字打在荧光屏上[5]。

　　1995年以前，杭州市区面积仅有430平方公里，户籍人数130万。在受限的空间里谋发展，可谓是螺蛳壳里做道场[4]。经历了近30年持续的摸索和建设后，城市的面积是当时的40倍，常住人口达到了1200万。

　　更重要的，是杭州对城市的建设和规划带来的启示：兼顾因地制宜和多样性，包容开放的同时，愿意为新锐产业提供扎根的土壤。

　　杭州医药港，从第一期建到了四期。很多时候，建设的轰鸣还没有停下，有意向落地企业预定的订单就已经来了。未来科技城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青年电商网红村”。备受关注的半导体产业，以平头哥为代表的公司开始在芯片设计环节建立根据地。

　　因此，如果仔细观察杭州的产业格局变迁，会发现无论是“杭州依赖互联网”，还是“杭州没有实体经济”，其实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事实是在众多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中，杭州几乎都有布局。

　　另一方面，将制造业和以软件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对立的思路，其实也是一种有失偏颇的产业分析视角。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朝气蓬勃的技术手段，与制造业企业在供应、设计、生产、销售和管理多环节的结合，推动制造业向高端转型，早已成为共识。

　　浙江兆丰机电的生产车间里，传统的有线和工业WIFI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无线5G网络。生产车间采集的设备数据、AGV小车的运行数据等，都会通过5G网络，汇聚到工业大脑平台，深度挖掘数据价值。

　　杭州电信和兆丰机电共同打造的 “5G+ 柔性作业车间”，成功解决了传统车间信号不稳定的问题，将生产变得更灵活、更精准、更高效。

　　链长制方案，在明确产业方向的同时也划定了目标：构建智能物联、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和绿色能源五大产业生态圈，培育形成2个万亿级、1个5000亿级、2个3000亿级的产业集群等目标。

　　每当提起产业升级，似乎与之挂钩的都是以芯片设计、半导体先进制程为代表的“高精尖”科技。但实际上，产业升级的内涵，远远不止于此。

　　产业升级的真正含义，更多在于站稳产业链上的高附加值环节，继而带动整条产业链的创新方向。从这个角度看，许许多多的行业都有大量高附加值的战略高地。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她的产业升级就是想办法吸引人才，想办法留住人才，想办法降低税费、土地等要素成本，想办法孕育高附加值产业，继而推动城市的繁荣。

　　杭州产业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04

　　　　尾声

　　最近几年，以“产业升级”为代表的一系列词汇，在国内外环境的快速变化下迅速普及。

　　和三十年前的“放权搞活”一样，它看上去是个很好的词语，是产业界振臂一呼的突围路径，是经济学家挂在嘴边的灵丹妙药，是政府官员日思夜想的远大布局。

　　但具体到一个城市，它如何吸引新兴产业，如何做大产业集群，如何创造利税与就业，却始终是一个复杂而深奥的命题。城市连同产业的繁荣，往往是风云际会的年代、锐意进取的企业、包容开放的政府组成的天作之合。

　　归根结底，一座城市的朝气，永远来自年轻的产业，和它背后一个又一个年轻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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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保宁 【编辑:五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