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11日电 题：母亲一个有远见的决定使我与中国结缘

　　——专访澳大利亚汉学家马克林

　　中新社记者 韩畅

　　“你们好！”，北京外国语大学旁的酒店大厅内，84岁高龄的澳大利亚汉学家马克林用流利中文向我们打招呼。他一头银白色卷发、身穿衬衫长裤，脚踩凉鞋，精神矍铄。近日，半个多世纪以来80多次到访中国的马克林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分享他与中国的不解情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bob官方网页版在线登录》

　　中新社记者：你在2014年获得的中国政府“友谊奖”，是针对在华外国专家的最高奖项，作为一名获此殊荣的汉学家，与中国、与汉学的情缘，始于哪里？

　　马克林：我生于1939年，在悉尼出生长大。母亲的一个决定，使我的人生出现了转折。

　　在我中学毕业后，我母亲得知在首都堪培拉(墨尔本大学课程)有学习亚洲文化的机会，便鼓励我去申请该课程的奖学金。她认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未来非常重要，这非常有远见。之后，我便从堪培拉开始接触中国文化。当时，我的教授是一名瑞典人，其研究方向是中国汉朝历史，同时他也非常热衷于中国宋代的山水画。受他影响，我也开始了解并喜欢上中国古代的艺术及文化。

　　结束堪培拉的课程后，我又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继续学业。当时，剑桥大学一位教授撰写了关于中国唐朝历史的著作，谈到了“安史之乱”。其中，回鹘(回纥)人帮助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的课题深深吸引了我，我以此为题完成了相关论文。这段研究还促使我出版了《新唐书》《旧唐书》的英文译本。我对中国历史文化相关的课题产生了浓厚兴趣，便开始深入研究。

　　中新社记者：你在什么契机之下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对中国的印象如何？

　　马克林：我第一次来中国，始于一次特殊的机会。1963年，我从剑桥大学毕业，一位朋友要到中国教英文，我向他询问是否可以向中国驻英国使领馆推荐我。机缘巧合之下，我接到了赴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教书的邀请。

　　那时，对澳大利亚人来说，中国像是另一个“星球”。当时，我刚结婚，妻子还怀有身孕。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斯蒂芬(Stephen)出生于1965年，是在新中国出生的第一位澳大利亚公民。当时我们请了一位中国阿姨来照顾儿子，我们叫她王阿姨、王同志，她为人十分亲和。

　　到北外执教后，我每月能领460元人民币的工资。其间，交到了不少中国朋友，包括北外的胡文仲教授和今年初去世的陈琳教授。20世纪60年代，我和夫人第一次爬长城，就是陈琳教授带着一起。我教的中国学生非常用功，非常爱国、充满能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中国的经历以及遇到的人，让我感受到了这里的热情与友好，喜欢上这里和这里的人。

　　中新社记者：当时在中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能具体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马克林：在北京生活期间，我钟情于北京悠久的历史文化，尤其喜欢逛胡同。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二人也是我在北京的好友。戴乃迭来自英国，与我夫人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夫妇二人就住在胡同里，由于经常拜访，我对那里的印象很深刻，更是爱上了骑自行车走街串巷。

　　我还培养了另一个兴趣爱好，成为一名京剧“票友”。这或是因为家庭的缘故，我的哥哥查尔斯(Charles Mackerras)是著名指挥家，受他影响，我从小爱好音乐，尤其是西方歌剧。我在接触中国文化后，开始欣赏中国戏曲这一不同的戏剧形式。20世纪60年代，我常到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买经典的戏曲唱片，包括梅兰芳和谭鑫培的唱片，还到北京人民剧场看过梅兰芳的徒弟杜近芳现场的《白蛇传》，她也是我最欣赏的京剧演员之一。通过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戏曲，我后来创作了《中国戏剧简史》《中国现代戏剧：从1840年到今天》等。

　　我1966年回到澳大利亚，从1973年起，几乎每年都要回中国看看，除了教书和学术研究，也会参加一些会议或是看望朋友、旅游。值得一提的是，美食也是吸引我的重要因素，我尤其喜欢山西和广东风味的菜肴。回想起来，当年我经常光顾北京前门附近的晋阳饭庄。

　　50多年来，我大概往来中国80多次。而这次是疫情后第一次回到中国，我看到了更多的能量与活力。在新闻里我看到了神舟十六号发射升空，以及中国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计划。这次来访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当代的科技水平已取得了显著成就，这是20世纪60年代无法比拟的。

　　中新社记者：你从事汉学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中国历史、少数民族和戏曲，能否分享一下接触的第一本关于汉学的书籍，是什么开启了你的汉学启蒙之路？

　　马克林：我接触的第一本汉学著作，应该是英国学者、汉学家费子智(C. P. Fitzgerald，1902—1992)撰写的《China: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中国文化简史》)。通过这本英文的中国简史，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了初步了解。

　　费子智就像是我的人生导师。他毕生从事中国历史、文化和外交关系的研究。他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于中国居住和工作期间，曾到中国各地考察。费子智不仅对中国了解很深，且对中国文化还抱着同情及敬重心理。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最先主张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学者之一。这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中国少数民族领域的研究源自剑桥大学的经历。在开始研究唐朝历史文化后，我了解到摩尼教由回鹘人传入中国。回鹘是当时中国的少数民族部落，由回纥改名而来。从这些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各宗教信仰文化多元并存，中华文明具有包容性。这些内容使我对中国的少数民族产生了兴趣。

　　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的云贵川、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地区，了解当地的文化与发展，看到了和西方媒体描绘的完全不同的景象，也写了许多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书籍，包括《少数民族与全球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自1912年以来的身份和整体》。

　　在中国，统一的语言文字是中文，而少数民族同时保留了自己的语言(文化)，比如藏语、维吾尔语、彝语等。有些西方人现在说，中华民族的概念开始变得更强大，少数民族认知已经消失了。这不是我看到的，我认为它们是共存的。中国在拥有强烈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也照顾到了少数民族的发展。

　　作为一名有西方视角的学者，我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十分具有借鉴意义。一个民族团结的国家一定有关于少数族裔或民族的明确的方针政策或指南。这是我认为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启示。

　　中新社记者：作为长期潜心于中国研究的汉学家，最近这几年有什么新的收获与想法？

　　马克林：汉学英文“Sinology”中的前缀“Sino”代表中国，汉学不仅是研究汉族，也涉及中国少数民族。狭义而言，“Sinology”强调研究中国的过去，包括中国的古典文学、绘画，或其他古代历史文化。但广义上讲，当我们要研究汉学，了解中国，不仅要研究古代中国，也要研究现代中国。

　　现在在西方，特别是澳大利亚，有很多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但不懂中文。我认为研究中国或是汉学应该学习中文。只有致力于研究中文的资料，从事汉学研究时，我们才能全面了解、认识中国，从而理解古代、现代，乃至未来的中国。这是我最新的一些感悟。(完)

　　受访者简介：

　　马克林(Colin Mackerras)，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格里菲斯大学荣誉教授，联邦人文科学院院士。2014年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戏曲、中国历史、中澳关系以及中国的西方形象等。代表作包括《我看中国——1949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西方的中国形象》《中国现代戏剧：从1840年到今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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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凤祥 【编辑:向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