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修改完善行贿犯罪规定的背景时，王爱立指出，实践中存在对行贿惩处偏弱的情况。从有关数据看，同期行贿受贿案件查处数量差距较大，从这些年法院一审新收案件数量看，行贿罪与受贿罪案件数的比例大概在1∶3，有的年份达到1∶4或者更大比例。实践中一个受贿案件对应的行贿人通常为多人，如果考虑到这一情况，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贿人(次)比例会更高。“这种过于宽大不追究行贿的情况不利于切断贿赂犯罪因果链。系统治理行贿犯罪问题，需要进一步发挥刑法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中的重要作用。”

　　就草案对行贿罪的修改，王爱立认为，有关执法司法部门应当准确把握立法精神，加强和改进有关工作。在保持惩治受贿犯罪高压态势的同时，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妥善把握查处行贿的政策尺度，扭转有的执法办案人员重受贿轻行贿的观念，不断提升办案能力和水平，对法律规定重点查处的行贿案件，该立案的坚决予以立案，该处理的坚决作出处理，一般情况下不能轻易不移送或者不处罚，而是应当从严把握。

　　这次草案还修改完善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腐败相关犯罪规定。王爱立说，这些规定针对的是企业内部关键岗位人员因腐败侵害企业、企业家利益的行为。从调研了解情况看，各方面反映，近年来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腐败问题多发、易发，主要表现在侵占、挪用、受贿和背信等方面《KU体育(JZ站升级版)》，其中背信方面反映较为集中、突出的是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为亲友非法牟利等行为。同时，这些民营企业内部治理不规范，缺乏有效监督，迫切需要加强这方面的治理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