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阿文明在亚洲大陆两端相映生辉，树立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将丝路文明推向了兴盛的顶峰。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动中国和阿拉伯世界深化友谊，为双方加强人文往来注入暖流。

　　展望未来，中阿如何携手破除“西方中心论”话语霸权，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的东方？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双方如何进一步深化合作，促进文学交流与人文往来？

　　对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教授、沙特国王大学语言与翻译学院中文系前负责人哈赛宁·法赫米·侯赛因(Hassanein Fahmy Hussein)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所长林丰民展开对话。

　　哈赛宁认为，翻译是文明沟通的桥梁。研究语言文学翻译的学者，有责任选好适合本国读者阅读的文学作品进行翻译，避免因借助第三语言转译造成误读，影响中国在阿拉伯读者眼中的形象。

　　林丰民则指出，西方长期以来把东方塑造成一种愚昧落后的形象，这是一种受“欧洲中心主义”影响的结果。在新时代，要充满文化自信，破除“西方中心论”，讲述真实的东方故事。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哈赛宁教授，您为何选择将鲁迅、莫言、刘震云等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翻译成阿拉伯语？

　　哈赛宁：我出生于埃及南方一个省，从小热衷于文学。记得小时候，学校的图书馆很少有外国作家的作品，尤其是中国作家的作品，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其他语言译本，比如英文、法文、德文等，来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后来等我上了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我开始接触到中国作家作品。

　　大学期间，我阅读了巴金、郭沫若等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还读了赵树理先生的《小二黑结婚》。这部小说里所反映的一些故事、环境和足迹，跟埃及的环境有很多相似之处。

　　直至21世纪初，埃及、阿拉伯世界仍很少有译成阿拉伯语的中国文学作品。因此选择硕士论文方向的时候，我开始研究中国文学、翻译中国文学，希望能填补这一空白。

　　中新社记者：林教授，您也将许多优秀的阿拉伯语诗歌、长篇小说介绍到了中国。您认为这些作品对中国读者有何吸引力？

　　林丰民：我之前翻译了科威特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的四本诗集，她的诗集主要体现阿拉伯女作家的女性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以及泛阿拉伯主义(Pan-Arabism)思想。作品中既有对女性生活的私人性叙事话语，同时又有对热爱祖国的宏大叙事。我觉得她的作品很有价值，所以把它们翻译成汉语。

　　另外，我还翻译了阿尔及利亚作家沃希尼·爱阿拉吉的《埃米尔之书：铁门之途》。

　　这些作品反映了当代阿拉伯世界的真实社会情况，主题涉及人性、命运、阿以冲突、海湾国家的劳工问题等，思想深刻，值得借鉴。希望将来会有更多的阿拉伯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

　　中新社记者：2020年，埃及将中文列为中小学教育体系选修的第二外语，近年来，大学汉语专业的招生规模也不断扩大。您认为，两国应如何深化人文交流与合作？

　　哈赛宁：约20年前，埃及只有艾因夏姆斯大学、开罗大学等开设了中文系，当时学习中文的人数还比较少。但现在，埃及已有30多所高校开设了中文系。埃及教育部还将中文列为中小学教育体系的第二外语。

　　同时，埃及不少高校设立了有关中国的研究机构，也经常组织有关中国文学、汉语、中阿文化交流的国际论坛。除了人文、教育、经济等方面的交流，今后还可以举办国际性的书展和文化联欢会，支持埃中作家、学者和一些艺术团之间的互访。

　　林丰民：文学属于深度的精神交流，此外，还有非常直接的交流方式，比如说旅游。比如，很多中国人去阿拉伯、尤其是去埃及旅游，去观赏古埃及的遗址，还有人想要登上“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去体验站在高处的感觉。除了旅游，双方还可以在艺术方面，比如说画展、音乐、电影等方面加强交流互鉴。

　　中新社记者：林教授，您曾提出，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部分故事主人公的原型可能是中国人。您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

　　林丰民：这个是实证的研究。《一千零一夜》里边有一些故事人物的原型是中国人。文中有非常明确的提示语，比如戛梅禄王子和白都伦公主故事中，作者明确写道其国王是中国的国王，那公主自然也就是中国的了。“白都伦”在阿拉伯语中是“圆月”的意思。圆月在阿拉伯文化中是一种美好的事物，由于当地大多是沙漠性气候，天气炎热，夜晚大家能利用月亮的清辉围在一起讲故事、唱歌、跳舞等，能给人们带来快乐。由此可以看出，当时阿拉伯民间的创作者对于中国有着非常美好的印象。

　　中新社记者：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富兹与中国作家莫言的作品，都展现出了鲜明的本土化特征，也都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将本国文学推向世界的过程中，两国是否有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

　　林丰民：马哈富兹和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了世界各国读者的注意。一方面还是作品本身的魅力，另一方面就是获奖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如何传播本国的文明？一方面要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用从对方感兴趣的角度去多推介本国的文化，面对不同的国家、民族、读者，可能要采取不同的传播策略。比如说阿拉伯人特别喜欢中国武术，如果邀请像少林寺这样的表演团、儿童艺术团、杂技团到阿拉伯国家演出，就特别受欢迎。

　　此外，我觉得语言传播也非常重要。比如说，学汉语的人越来越多，自然就想听中国的音乐，能够唱几首中国的歌、看看中国的电影。我在埃及工作时，发现埃及汉语系的学生特别喜欢《老鼠爱大米》。因此，扩大对阿拉伯世界等地区的汉语教学，也是传播中华文化非常有效的途径。

　　哈赛宁：现在，全世界都可以通过马哈富兹的作品了解埃及，尤其是老开罗的胡同。全球读者也可以通过莫言的作品，比如《红高粱家族》，可以了解山东高密的风土人情。他们通过各自的作品，把中埃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埃中之间的交流，除了政府可以加强合作，我们都有责任，特别搞语言文学翻译的学者，有责任选好适合本国读者的文学作品，来翻译成对方的语言，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

　　中新社记者：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提出“东方”(the Orient)概念是一种他者塑造，相对于“理性的西方”，东方是一种落后、非理性的形象。您如何看待西方对中国的他者塑造？中阿两大古老文明，如何在新时代破除“西方中心论”？

　　林丰民：萨义德是巴勒斯坦裔的美国学者，他的《东方主义》其实是对“东方学”“东方主义”的一个实质的把握。

　　西方长期以来把东方塑造成一种愚昧落后的形象，这是一种受“欧洲中心主义”影响的结果，这是我们包括阿拉伯世界所反对的。

　　我曾主持写了一本书，叫《东方文艺创作的他者化倾向》，就是批判西方的这种“东方主义”倾向，比如东方国家的一些文艺创作者去迎合西方的审美趣味。在新时代，我们要充满文化自信，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讲述真实的东方故事。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已成为中非、中阿经贸合作的样板。在非洲、阿拉伯国家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您认为中国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林丰民：我之前在埃及工作的时候，去参观过苏伊士运河合作区，它的确已经成为中非和中阿经贸合作的典范之一。

　　我曾是北大非洲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在参加有关非洲的一些研讨会时，我发现，部分非洲国家实际上对中国的发展模式非常感兴趣。我们有些非常有益的经验，比如说搞试点，需要改革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在具体的某个企业、某个城市先实施、实践，然后再全面推广，这种经验与模式，效率非常高。

　　此外，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学者也可多关注，多翻译一些这方面的著作，来帮助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建设获得一些有益的经验，加速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哈赛宁：中国当前已经在非洲做出了很多贡献。中国政府已经帮助很多非洲国家，比如苏丹、阿尔及利亚等国，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等。

　　我觉得这些国家包括埃及，都要好好地学习中国的经验和模式。中国30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有很多方面值得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