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天下】美最高法院“教育平权裁决”背后的左右之争
王聪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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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美国最高法院两项涉及教育的裁决再度引爆社会争议：一是6月29日宣布高校录取中系统性考虑种族因素的惯常做法违宪，高校招录务必将申请人的个人经历而非肤色视作关键考量因素；二是6月30日以“违反重大问题原则”为由，裁定拜登的学生贷款减免计划违宪，该决定涉及减免金额约4300亿美元，将影响多达数百万美国人的偿贷情况。
两则裁决再度将教育平权的种族与阶层维度引入公众视线，使本就缺乏缓冲地带的左右意识形态之争化为一场关于社会道义、社会准则和社会目标的严重对立。
社会道义：社会兜底与优胜劣汰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美国教育的产业化倾向和“盈利为先”的企业化思维不仅使高等教育成本愈发高昂，且把中产阶级萎缩、巨富阶层与赤贫阶层同时扩张的“双钻石”畸形结构集中映射在大学校园内。在此背景下，美国社会对最高法院上述两项裁决的分歧，恰恰揭示出分立政治光谱两端的美国人就社会道义认知存在根本分歧。
左派关心民生疾苦，有意扶危济困，往往非常依赖大政府对社会发展、市场运行等自在型规律的调控及补偿。“社会兜底论”相信教育的本质之一在于弱者通过学习获得平等的机会和资源。
右派则把特定少数族裔的弱势和穷人的教育困境归因于个人能力和际遇的优胜劣汰，对人为《全民彩票手机app下载》增加弱势族群享有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机
从最高法院裁决结果看，认为同情弱者是阻碍社会发展原罪的观点显然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势头下行、社会弹性不足、资源分配不均的美国更具市场。
社会准则：法律与文化孰为主导
自民权运动伊始，教育公平就是非洲裔、拉美裔等寻求族群平等的重要场域，也是白人民族主义捍卫自身优势地位的主战场之一。
美国最高法院在处理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克案(1978)、普伍德诉得克萨斯大学案(1996)、格拉茨诉博林格案(2003)、费舍尔诉得克萨斯大学案(2016)等有关教育歧视的要案时，表现相当矛盾，一方面不愿将之称为“历史补偿”之举，而仅强调坚持多元化对高校的现实利好，另一方面不断提出实施细则，不允许高校录取采用标准较明确、透明度较高的种族配额(racial quota)或种族加分(point allocation)等做法，一切种族因素的考量必须置于“总体评估”之内。
这种对全方位教育平权的不以为意，堪称美国奖勤罚懒的基督教伦理与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文化共同荡涤的结果。左派信奉法律支配文化，认为通过立法让少数族裔和经济实力不足的学生与白人精英后代获得同等的教育平台系应有之义。
右派反其道行之，主张文化支配法律，强调仅因肤色而照顾个别申请者或因扶贫而减免个别群体贷款，难以与世代美国人信奉的拓荒者文化有效呼应，有违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原则。
尽管罗伯茨大法官的判词预留了个别学生申请中参考种族因素的可能性，但该判决与罗诉韦德案、纽约百年控枪法被推翻一样，堪称如今占据上风的保守派向美国传统文化的再度致意。
社会目标：追求平等还是坚持公平
拒绝在高校录取中照顾弱势的少数族裔群体与拒绝为贫穷的学生贷款持有者缓解经济压力，其基本思路都涉及一个古老的核心命题，即美国社会的良治目标究竟在于追求平等，还是坚持公平。
高校录取考虑种族因素的初衷显然是要以适度的政策倾斜克服深植于美国制度和文化内里的种族不平等，拜登决定大幅减免助学贷款的出发点显然也指向当前困扰美国的贫富隔离现象。
按照左派的逻辑，一个社会如果单向度奖励成功者，却不去拉失败者一把，那么无异于退回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因此想方设法“补齐短板”是消除社会不平等的必由之路。但对右派而言，在种族、财富等方面全然无差别根本无法实现，既然平等无望，那么无论制度还是法律，务必恪守公平。
在右派看来，贸然减免学生贷款，一则相当于将少部分人的贷款分摊在了全部纳税人头上，二则人为制造了受过大学教育的借款人与其他借款人之间的不公待遇，三则有邀买人心、拉拢选票之嫌，这种“慷他人之慨”的做法对受益者和受损者而言都有失公平。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2021年的数据显示，即便一直追求教育平权，18-24岁的各族裔美国青年中就读大学比例依然相差悬殊，亚裔高达60%，白人38%，黑人37%，西班牙裔为33%，原住民比例则低至28%。
总而言之，最高法院此番判决及发酵不过是当今美国社会左右之争的冰山一角。从影响看，一方面美国高校向来宣称拥抱多元性、独立性和竞争性，但也会因逐利需要据守一些永远不会公开透明的录取细则。
因此违宪判决产生后，对被称为“教育平权最大受害者”的亚裔来说，看似迎来改观，但优异分数是否能就此成为优质教育资源的绝对通行证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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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梅尧臣 【编辑:谷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