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张馨予
发于2023.10.30总第111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蓝天救援队正在陷入史无前例的混乱。在一起受到全国关注的失踪案发生后，这件事被越来越多的人察觉。
远在广西的桂林蓝天救援队队长莫日华对这种混乱已司空见惯。2020年至今，蓝天救援队的内部纷争已持续了三年多。这段时间里，北京蓝天救援队原法人代表、理事长张勇被罢免职务并开除队籍，北京蓝天救援队队长曹伟伟成为新的法人代表和理事长。两人在社交媒体上指控对方存在不当行为，分别提起了诉讼。
在蓝天救援队的体系中，张勇和曹伟伟各有追随的队伍，“蓝天”已经产生了分裂。
莫日华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都是道听途说”，但蓝天救援队的分裂在民间救援的圈子里已经传开了。“以前出任务，说我们是蓝天救援队的，都有自豪感；现在一说我们是蓝天救援队的，别人就问‘你们官司打完没有’，我都觉得不好意思。”莫日华不明白，原本大家都是在做公益，为什么闹成了这样。
在民间救援的圈子，“蓝天”的名号格外响亮。蓝天救援队是国内最大的民间救援组织，拥有接近1000支队伍，登记在册的志愿者超过5万名。武汉、郑州、涿州、尼泊尔、土耳其……蓝天救援队几乎出现在国内每一个重大自然灾害的现场，也常常远赴他国参与国际救援。
平澜公益基金会创始人邱莉莉是北京蓝天救援队的创始人之一和首任法人代表，她把中国民间救援队的圈子形容为金庸笔下的江湖世界。“有少林，有武当，有峨眉，每个派别都有爱恨情仇，派别之间有各种联系。最关键的是价值观的一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在这个江湖中，蓝天救援队是公认的“名门大派”。但是现在，没有人能说清，蓝天救援队还要在混乱中度过多久，这一切又会给它自身带来怎样的反噬。
迅速扩张
9月23日和24日，江西上饶，一场集结了全国400多支蓝天救援队队长的会议召开了。这是一次由上饶市蓝天救援队召开的经验交流会，张勇全程参与——他是会议背后的重要推动者，也是每一张队长合照里站在最中间的一个。他认为，这次会议将是蓝天救援队发展的里程碑。
张勇在会议中反复强调，蓝天救援队到了瓶颈期，已经出现初心不纯、技术偏差、纪律涣散、事故多发等实际问题，所以必须要做出一些总结和调整。张勇对《中国新闻周刊》也做了同样的反思，这几年蓝天救援队的无序扩张，是很多问题产生的根源，“我们的队伍迅速在全国建立起来了，但这是一个粗放式的发展，留下了很多隐患”。
从蓝天救援队的发展史来看，迅速扩张似乎是一种很难避免的结果。
故事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开头。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0级地震，接下来的几十天，超过130万名志愿者自发深入灾区开展救援，2008年后来也被称为“中国志愿服务元年”。网名为“远山”的张勇和几位热爱户外运动的驴友一起进入汶川，他们遇到了来自各地的志愿者，萌发了建立民间救援队的想法。回去后，志愿者们在各地建立了救援队，都叫“蓝天”。除了张勇、邱莉莉等人在2008年11月成立的北京蓝天救援队，青海蓝天救援队、厦门蓝天救援队等队伍也在2008年成立。
随后几年，各地又陆续出现了许多以“蓝天”为名的民间救援队，大家逐渐形成了一个兄弟联盟。
2008年，网名为“农民”的李延照和青岛几名无线电爱好者成立了民间救援组织“青岛一七五军团”，隔年，这个民间救援组织和蓝天救援队有了最初的接触和合作。2011年，他们将名称改为“青岛红十字蓝天救援队”。
1965年出生的“老仔”曹春雨是安徽阜阳的企业家。2010年4月14日，玉树发生7.1级地震，他看到灾区需要挖掘机等大型设备的消息，“这些我都有啊”。于是曹春雨和自己的大哥等一行7人带着设备，自发前往玉树救灾。在救援现场，曹春雨遇到了一些陌生人，他好奇：“你是哪里的？”“我是蓝天的。”“蓝天是干啥的？”对方和他一一做了介绍。当时曹春雨没地方住，蓝天救援队的志愿者邀请他到队里的营地住下。从玉树回去后，曹春雨就建立了阜阳蓝天救援队，这是安徽第一支民间救援组织。
莫日华在2014年初识“蓝天”。2014年1月11日，云南香格里拉古城发生大火，当时莫日华正在香格里拉经营民宿。在救灾现场，莫日华看到了很多穿蓝色制服的人，留心一问才知道，他们不是消防队员，也不来自部队，而是志愿者。莫日华有几个总一起组织户外徒步和攀登雪山的朋友，大家掌握一些攀爬、绳索、医疗技能，也曾在户外活动中帮助中暑的、被蛇咬的、摔骨折的人。因为工作原因回到老家桂林后，莫日华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拍即合，在2014年9月成立了桂林蓝天救援队。
关于那几年全国各地涌现蓝天救援队的原因，青岛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队长李延照这样总结：民间救援组织有趋光性，当蓝天救援队掌握了一些资源的时候，势必会有很多团队趋光而来，“如果做一支新队伍，很难快速成长为一支有认知度的救援队，但是借助蓝天的光，新队伍很快就可以借光而行，不用自己再生火”。
新队伍加入蓝天救援队体系的好处显而易见。“如果我们没有加入蓝天救援队，从零开始建立一个新的队伍，等于要摸着石头过河，过程中可能就‘掉’到河里了。”莫日华认为，蓝天救援队的体系已经总结出了一套可以拿来借鉴的经验，比如如何培训新技能，比如前往不同的灾难现场要如何准备，还能够在购置装备时为大家谈下比较优惠的价格，能够大大提升队伍建设的效率，同时减少队伍建设的成本。
新队伍和蓝天救援队是双向奔赴的。2012年加入北京蓝天救援队后，曹伟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张勇的助理。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2014年开始，蓝天救援队的目标是要在全国建立队伍，具体说来，一旦有灾难发生，蓝天救援队接到消息后要在3分钟之内响应，5分钟岗位就绪，3小时以内到达现场开展救援，“所以我们想要迅速扩张队伍，哪里需要救援，哪里就有我们”。
在2014年9月，国内共有108支蓝天救援队。而到当下，这个数字是接近1000支。在民间救援力量蓬勃发展的草莽时代，迅速扩张是好事，但也成为了双刃剑。张勇在近几年的反思中不断提及这一点。
今年8月，结束涿州水灾救援后，张勇在朋友圈发表长文，“我们没有跟上，大团队的问题是粗犷发展，不好刹车……队伍发展到1000支，素质却整体下滑”。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5年前，蓝天救援队在民众的印象中还是非常专业的，这5年间，很多优秀的民间救援队后来居上，在纪律、队伍建设、专业性等各方面都做得不错，而蓝天救援队却在原地踏步，整体素质还在下降。
这种下滑与迅速扩张有关，也与蓝天内部早有端倪的持续分裂密切相关。
不可避免的分裂
在上饶的会议上，张勇协同参会的几百支队伍公布了“蓝天救援”的新标识，相当于和使用“BSR”(Blue Sky Rescue)标识、追随曹伟伟的蓝天救援队进行了切割。接下来的10月，张勇在自己的公众号“远山说”连续很多天发了一样的文章，宣告蓝天救援队标识系统的更换。
作为反击，由曹伟伟担任法人代表的北京蓝天救援队于10月1日在公众号发布文章，称蓝天救援队的相关标志、标识并未更新或变更，“张勇因违纪被北京蓝天开除，无权继续使用蓝天救援相关标志、标识”。
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蓝天救援队队长，一部分已经开始使用张勇宣告的“蓝天救援”的新标识，一部分还在坚持使用“BSR”的标识。
至此，蓝天救援队的分裂从过去的暗潮汹涌变成明面上的泾渭分明。张勇与曹伟伟为何走向决裂？所有对《中国新闻周刊》谈及此事的人给出了不同的故事版本。有人提到情感纠葛，有人提到财务问题，有人提到利益之争，中间的情节甚至涉及公章争夺。两位当事人在对话中回避了导致纠纷的核心原因，只是反复贬损对方的品格。
对于这种现状，见证了蓝天救援队十几年发展的“老人”并不意外。这些年来，蓝天救援队内部持续在发生小的分裂。许多地方的蓝天救援队名为“蓝天”，实际上已经是完全独立的队伍。
青岛红十字蓝天救援队的退出在其中颇具代表性。这支队伍2011年加入“蓝天”，2013年就退出了。李延照说，当时，他们就认为“蓝天救援发展中存在严重的浮躁造神与盲目崇拜问题”，因此在2013年年底的队委会上，团队一致通过了退出蓝天救援体系架构的决议。
造神与崇拜确实是蓝天救援队曾经的一种宣传手段，大约始于2012年。曹伟伟回忆，刚进入蓝天救援队时，她就听大家说，张勇卖掉了房子，拿出全部家当做公益，大家都格外佩服他。“我学过市场管理，对于人物包装非常有经验。去了蓝天之后，我说任何团队的发展都要有一个领头羊，所以一定要把张勇包装成团队的灵魂。谁从外地过来想见他，都得先预约。所有媒体采访，全部都给张勇一个人。一定要对外宣传，张勇为了蓝天付出了多少。”
不过，真正在蓝天救援队内部造成较大的分裂的，是2014年的《阜阳公约》。这一年9月，国内108支蓝天救援队全部来到阜阳参加全国队长会议，签署《阜阳公约》。这份公约在蓝天救援队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让蓝天救援队的队员接受统一理念，在大型救援行动中要服从统一协调指挥，把蓝天救援队不做商业的理念白纸黑字写了出来，同时，公约也改变了过去各地蓝天救援队“联盟”的属性。
《阜阳公约》第四条写道：“蓝天救援队总部与全国各地蓝天队伍的关系是直属管理关系，不是联盟关系。蓝天各地申请建队由总队派出联络官进行审核和考察，符合蓝天建队标准经批准可以建队……各地蓝天队伍的日常管理独立运作总部不参与管理，组织架构的变更及时上报总部备案。”
北京蓝天救援队和全国各地蓝天队伍直属管理的关系，在后来被认定为不合法。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严禁社会组织之间建立垂直领导或变相垂直领导关系，严禁社会组织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
《阜阳公约》的第四条后来也将“直属管理”的说法更正为“品牌授权”，北京蓝天救援队是品牌方，形成“北京队、各省品牌督导官、地方队”的结构。
曹伟伟说，《阜阳公约》签署前，几位蓝天救援队的核心成员和律师开了一次团队会，认为这样的管理方式更有利于蓝天救援队的发展，而《阜阳公约》也把张勇“真正抬到了一个老大的位置”。
李延照拒绝签署这份在他看来具有霸王条款性质的公约。尽管青岛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在2013年就决定离开，但队伍并未发表退出蓝天架构的声明，直到《阜阳公约》，青岛红十字蓝天救援队才与蓝天救援体系决裂。2018年，这支元老级队伍对外宣布使用“青岛红十字搜救队”的队名，与蓝天救援体系划清界限。
接下来的几年，陆续有更多队伍因为不认同北京蓝天救援队的管理方式而选择离开。曹春雨带领的阜阳蓝天救援队原本签署了《阜阳公约》，“当时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大家搭帮干活多好啊，协同的力量更大”，但是渐渐地，曹春雨感觉这份公约反而让队伍套上了“紧箍咒”。例如作为安徽的联络官，他去省外交流需要和北京蓝天救援队报备，和其他公益组织的合作交流也受到限制。2016年3月，曹春雨辞去蓝天救援队安徽联络官的职务，当年8月宣布退出《阜阳公约》；北京蓝天救援队随后也发布公告，取消曹春雨的蓝天救援队队籍。
还有许多分裂发生在不为人知的地方。即便是与风暴中心相距甚远的桂林蓝天救援队，也在这些年持续发生着队员退队、甚至在当地重新组建新队伍的情况。
“民间救援队的一个特点，就是经常分分合合。”公益人士郑小宁(化名)投身于公益救援十几年，与国内众多民间救援队关系密切。他发现，民间救援组织因为具有志愿属性，很难对成员进行管理，只能引导，一旦出现理念不合，很容易就产生分裂，也因此各地裂变出了越来越多新的民间救援队。
蓝天救援队如今的分裂处境，有个性原因，也是民间救援队发展的规律使然。只是绝大多数蓝天救援队队员仍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默默承受着分裂带来的后果。莫日华说，虽然大家都是蓝天救援队，穿着一样的衣服，做着一样的事情，但是出现了不同的派系，“我们作为队长都是一知半解，普通志愿者就更迷茫了。只能安慰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帮助更多的人”。
不再先进的专业技术？
在分裂之外，这些年，蓝天救援队发生了数起救援中的伤亡事件，他们正面临着一个更严厉的指控——技术不再先进。
今年7月，北京遭遇强降雨，房山蓝天救援队队员王宏春和刘建民在抢险救灾中遇难。
2021年11月，邯郸大名县蓝天救援队队员梁振锋在执行义务搜救打捞任务中，因救生艇侧翻遇难。12月，邯郸临漳县蓝天救援队队员孙晓森和广平县蓝天救援队队员武海义在执行同一个搜救任务时遇难。
2019年8月，深圳市蓝天救援队队员许挺秀和尹起贺在参加惠东县白马山救援行动中遇难。
每当有志愿者在救援中遇难，蓝天救援队的队员都会陷入巨大的悲痛。张勇也一样。他反思，蓝天救援队这几年出现的部分伤亡事故与专业技术和安全意识的缺失有关。
专业性在救援中是最重要的，所有投身于民间救援的人都这么说。邱莉莉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接受对于民间救援志愿者歌功颂德的报道，因为担心这类报道会助长志愿者“舍己救人”的心态。她认为，救援一定要理性、科学，志愿者一定要专业，并且救援他人的前提是要保护好自己。
早年间，蓝天救援队是以注重专业技术为圈中人称道的。张勇说，最早成立蓝天救援队的时候就有规定，入队志愿者至少要具备三种技能：第一是急救能力，要有急救资格证书；第二是能熟练使用无线电通讯设备，有无线电操作证书；第三是要掌握基础的绳索技术。
一般志愿者进入蓝天救援队后，经过三个月到半年左右的培训，通过相关专业技能、队列、纪律考试，满足了服务时长，可以申请成为预备队员。这之后，还要完成蓝天救援体系的培训科目，“到了这个阶段就可以选方向”，张勇说，因为救援的类型太多了，包括山野救援、水域救援、地震救援、城市救援等，普通队员不可能每一样都精通，可以依据个人兴趣选择。
蓝天救援队的培训体系中，地震救援技术基本来自于凤凰岭。位于北京西郊凤凰岭的国家地震救援训练基地，被圈内人称为中国救援队伍的“黄埔军校”，是可以模拟多种救灾环境开展搜索、营救、紧急处置、指挥等内容培训的国家级地震应急救援训练场所。经过北京红十字会的牵线，蓝天救援队在2009年上半年就有队员到凤凰岭培训，到了2011年就开始组织全国的蓝天救援队到凤凰岭培训。
民间救援志愿者以去过凤凰岭训练为荣，而在蓝天救援队的体系，志愿者每年都可能有几次机会去凤凰岭。即便是没有去过凤凰岭的志愿者，也会通过老队员的“传帮带”学习最受到认可的地震救援技术。
还有很多救援技术，源自民间救援队自己的钻研。
“老仔”曹春雨在圈子里颇有名望，因为他是民间钻研水上救援技能具有代表性的人物。2000年初，国内“挟尸要价”现象频发。湖北荆州大学生在2009年为救溺水儿童牺牲后，打捞公司打捞尸体时漫天要价，引发公众愤怒。阜阳是平原地区，水多，溺亡事故多，“高价打捞”也多，这让曹春雨决定探索水上救援方向，免费打捞尸体。为此，曹春雨在2010年开始通过各种机会学习水上救援技能，自费去日本学习，并且发明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老仔钩”系列打捞工具，用于打捞溺水者。此后，曹春雨还到全国各地对许多民间救援队进行过培训，并且免费赠送“老仔钩”。有媒体报道，全国约90%的民间救援组织获赠了“老仔钩”等打捞设备。
“这10年，基本上哪个地方再发生溺亡事故，很快就有救援队去打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邱莉莉说，国内“挟尸要价”的现象几乎已经终结了，这和曹春雨的努力是有关系的。
除了水上打捞，水上救援各种细分领域的专业技术也在民间救援队的钻研中精进着，包括工程潜水、冲锋舟操舟、激流救援等等。郑小宁说，尽管民间救援队的水域救援技术一开始是从国外传进来的，不过经过民间救援队的学习和实践，现在中国的水域救援技术在全球都走在前面。
但是张勇反思，蓝天救援队的专业技术在2018年后确实是落下了。他认为这是队伍迅速扩张和管理模式的不匹配导致的。他提到，2018年，国家对于社会组织的注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要救援队没有注册而展开活动，都是非法组织，“这是好事，更规范了”。但是他认为，曾经蓝天救援队对地方的队伍建设有极高的要求，必须达到一定标准才能建队，而2018年之后，救援队要先注册才能展开活动和培训，“所以会发现，有些队伍的人根本不行，但是他们已经注册了，很多出事的就是这样的队伍”。
此外，2020年以来，蓝天救援队已有3年多没有组织到凤凰岭的培训。曹伟伟认为，这是前几年疫情防控所导致的。
不过，在圈内人看来，在这些原因之外，蓝天救援队技术培训的专业性也值得探究。
2021年9月，蓝天救援队在湖南常德柳叶湖开展了水域救援教官选拔和培训。李延照是水域救援领域的权威人士，他在看到常德水域选拔和培训的方案后，第一感觉就是科目和时间都不够，而且地点是在平静水域，“我们平常给消防搞培训，一定是动态水域，而且是越危险的水域越好，这样才能提升救援人员的大脑与肌肉的协同记忆能力”。
两个月后，河北邯郸出现8天内3名蓝天救援队志愿者落水遇难的事故，其中第一位志愿者在执行义务搜救打捞任务中落水遇难，后两位志愿者又在几天后执行同一个任务时出事。事后，多家媒体对事故进行了报道，指出现场指挥可能存在判断错误、志愿者接受的培训不够。这一切都指向了这些年蓝天救援队专业性上的缺失。
邱莉莉说，救援队员的涉险和遇难，某种程度上说和管理有关系，领导救援队伍的人如果一直把注意力放在互相斗争上，就会没有心思精进技术。李延照也认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专业需要付出代价，要么是物质，要么是生命”。
如何造血？
今年土耳其地震期间，蓝天救援队一共派了数百名志愿者前往救灾，桂林蓝天救援队也去了5个人。一趟10多天的国际救援下来，桂林蓝天救援队一共花了9万多元。
救援是一件需要大量资金的事，每一个环节都在花钱。莫日华举例说，如果出一趟水灾救援的任务，队里通常要去10~15人不等，要出油费、过路费、后勤保障费，到了当地车子会泡水、装备会损失，又需要维修费。救援装备的配置也很昂贵，“一个绳索救援小组是6~8人，全部装备算下来少则十多万元，多则三四十万元”。
蓝天救援队成立以来，张勇就强调要做“纯粹的公益”，不搞商业化，这是他让许多志愿者尤其钦佩的地方。曹伟伟说，刚进蓝天救援队时，她正是被这种理念所吸引。许多志愿者都因为这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加入蓝天，“我们做救援不收老百姓一分钱，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多牛啊”。
作为志愿者时，莫日华考虑到的只有救援，但作为志愿团队的管理者时，莫日华要考虑的事就变多了。购买设备、培训技能、外出救援都离不开资金，没有资金，队伍根本无法发展，而这些资金往往需要志愿者支付不少的一部分。5个队员去土耳其救援花的钱是大家平摊的，每个人都出了将近2万元。
蓝天救援队的资金来源有三类，一是志愿者无偿资助，二是社会的无偿捐助，三是政府对救援服务的行政采购。张勇承认，蓝天救援队的资金来源还不够稳定，“确实没有健康的造血机制”。这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蓝天救援队的发展。
民间救援组织中，不少队伍的造血机制和蓝天救援队存在区别。
李延照所在的青岛红十字搜救队现有155人，其中专职队员27人，年初去土耳其救援派出了23人的小分队，大概花了70万元，救援队员没有出钱。
技术培训是青岛红十字搜救队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李延照是国内最早做急流、舟艇、绳索、冰面等综合救援技术培训的救援人士之一，这些年来，李延照和队里的骨干队员一直在为全国各地消防做培训，培训所得的师资费会回流到团队的资金池，用来做公益救援。
阜阳蓝天救援队现在已经更名为阜阳中青应急服务队，它的资金来源更为特殊，也很难复制。曹春雨在做救援之前是企业家，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算是个家底厚的人，基本上是我一己之力撑起这个队伍”，做救援的这些年，曹春雨说自己至少花了几百万元。
深圳市公益救援队在民间救援组织中有着很高的知名度，郑小宁说，这支队伍也是民间救援组织中造血机制比较健康的。
深圳市公益救援队队长石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2008年刚成立时，深圳市公益救援队同样需要志愿者自己掏钱外出学习，装备也都是志愿者自己买。到了2009年，深圳市公益救援队已经与一个公益基金会合作，每年会得到5万元到10万元不等的用于救援的赞助费用，也与保险公司谈好了赞助，以优惠的价格为队员上了保险。随着队伍发展，深圳市公益救援队与更多公益基金会谈了合作，并在2014年进入深圳市政府采购名录，开始接一些政府的竞标项目，“目前，政府采购服务占到我们收入的八成左右，解决了队伍持续发展的问题”。
对于如何拓展资金来源，蓝天救援队还没有更多新的想法。曹伟伟说，资金多就多干一些事，资金少就少干一些事，“社会组织就是这样，做能力范围之内力所能及的事”。
转型的时刻
随着蓝天救援队的分裂几乎已成定局，大家开始猜测这支庞大的队伍将会裂变成什么模样。
似乎已经出现了三个“蓝天”。一个是跟着张勇的“蓝天”，也就是参加了上饶会议的400多支蓝天救援队；一个是跟着曹伟伟的“蓝天”；还有一个是两边都不跟的“蓝天”。
几位和蓝天救援队有渊源的人都认为，未来或许不止有三个“蓝天”。邱莉莉说，谁也不跟的那些队伍，全国有很多，彼此也没有什么联系，都是各干各的，“那就是1+1+n个队伍”。
但无论是哪个“蓝天”，都共同地走到了要转型的时刻。
“蓝天救援队最早是从山野救援开始的，以它为代表的民间应急救援力量最初之所以发展起来，是因为中国承担法定救援职能的消防当时还无法承担这样的山野救援。”邱莉莉说，随着中国应急行业的发展，特别是应急管理部在2018年成立，民间救援组织需要寻找新的定位。
它们的一个发展方向是属地化，配合当《星彩国际app下载安装》地应急系统，扎根社区。许多民间救援队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曹春雨所在的阜阳中青应急服务队现在基本只在阜阳展开救援，他认为，其他地方现在都已经有了救援队伍，本地队伍对本地情况最为了解。深圳市公益救援队现在拥有690多名队员、900多名志愿者，原本就是一个主要服务深圳本地的民间救援组织。石欣说，深圳共有11个行政区，深圳市公益救援队已经和7个区的应急管理局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打算往街道、社区扎根，“我们的想法是至少每个街道都有我们的队员，能够做到第一(时间)响应”。
在上饶的队长经验交流会上，张勇表达了类似的想法，“这几年中国的应急管理事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当官方救援队的救援力量足够的时候，民间组织应该做什么？”张勇考虑，蓝天救援队应该做成扎根社区的社会组织，协助社区做好应急能力建设，配合政府做好辅助的应急服务，包括对于社区的减灾防灾培训。
民间救援组织的另一个发展方向是国际化，或者以邱莉莉的说法是，“发生全球重大灾难事件时，保证中国救援不缺位”。今年土耳其地震期间，已经有很多中国民间救援队走出去了，蓝天救援队是其中一支庞大的力量。邱莉莉认为，中国社会应急力量往海外走，其实也是“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不过，在民间救援组织寻找新定位的过程中，一些乱象也出现了。莫日华发现，现在在大灾救援现场，常会出现一些不具备专业技能的队伍，大约占三成左右，这些队伍在网上买几件衣服，买个冲锋舟，就跑到了救灾现场，“除了添堵，什么也做不了”。
根据应急管理部的数据，截至2022年，全国共有社会应急力量2300余支。这其中，郑小宁认为，非常专业的队伍不超10%，“没有5年，一个民间救援队伍不可能发展成真正专业的救援队伍”，只有这些专业队伍才具备到大灾现场救援的能力，剩下的队伍还是适合立足于本地，服务社区。
正因如此，郑小宁说，一定要划清专业和非专业的界限，并且要形成清晰的标准：专业救援队到底需要多专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成协中此前承担了应急管理部政策法规司的一个课题——关于应急救援队伍的法制化建设。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应急管理部对于社会应急力量的发展已经有了一些制度上的规划，目前还在推进中。2022年底，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应急力量健康发展的意见》，其中包括探索把民间救援组织纳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专业救援队伍等共享共用的联合培训演练，未来还会继续推动社会应急力量分类分级工作。
张勇说，蓝天救援队之后希望把培训体系标准化，既有标准化的教材、标准化的教官团队，也要有标准化的课程，“队伍能力建设不能放手”。
“大家都在咬牙坚持的原因，是真到了发生灾难的时候，需要有人去救援。”郑小宁说。蓝天救援队也正是这样。在这个江湖中，尽管纷争持续不断，但一旦有人陷入危难，还是先把分歧搁置，一同救人。这是所有志愿者投身于公益救援的初衷。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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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徽因 【编辑:龙舒 】
